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住居形态，除了城居生活中常用的正统官制建筑外，还有这样一条住居生活脉络被住居设计理论以及实践的探索者所忽视――用于隐居的山居建筑。
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雅士鸿儒大多将情思寄托于山水之间，他们的居所大多以山居建筑为主，以此来表达诗人忘我的超然境界。山水仿佛一座巨大的宝藏，源源不断的为中国古代建筑提供活力和生机，培养了古代文人的生活情怀。如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详述了自己的山居建筑意象：“苔藓盈阶……煮苦茗啜之。”又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西方人称中国古代的山居建筑仿佛是一个开启不完的匣子，一层又一层，一进又一进，前行过程只有自己和世界在默然交谈，渐进地、用心地去感受山居建筑中深藏的空灵而飘逸的意境之美，是将文人们“出尘”的居住理想推向意趣幽远、空灵萧散，平淡却又迥出尘表之境界的必然过程。
一 山居建筑中的朴素自然观
山水之美本是不得志者的发现，而“隐居”也曾是精神释道的副产品，却又在文人们的实践过程中转而促使人与自然更为质朴和本真的融合，反映了隐士们没入自然、物我为一的精神理想。朴素的自然观是老庄哲学中重要的思想指针，在推崇道、禅理论的文人隐士们的眼里，选择最自然的构造方式和建材去融于自然，是古代人建筑造屋的重要原则。有学者把中国建筑的本质定义为“人生的建筑”，物化的永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被弱化的，从山居建筑里看不到隐士们关于永恒的信仰，竹窗、柴门、“幂窗用纸”“竹帘�帏”，木榻、素屏……山居素材无一可以流转于世。隐士们深知建筑只是生命之中的一件工具，并不足以寄托人生的永恒价值，“变动不居”是为道理。抱着如此的心态，精雕细琢的砖石这类能够长久留驻的材料并不被隐士们所青睐，取而代之的是居住地以木材为主的天生材料。木材短暂的寿命仿佛应合着人之一生，蒙荫自然，顺乎循环――兴盛、萧条、颓败、腐朽、归尘――木构建筑的一生的是大自然微观循环的一轮，也是人生的小写意。山居住宅中简单而原始的建筑结构、随机又随性的选材、极尽简化的形态修饰语言所体现出的笃定的“审丑”运用，隐喻着隐士们齐一生死、无为之业、心斋坐忘和无待之游等诗性内涵，可视作是对老庄人格理想以及禅理在外在形式上的赞同和体现。这些看似“原始”的建筑其实是经实践发展而来的智慧结晶，对于山居的主人而言，只存在一种可以称为“顺应”的建造方式，在造屋过程中对各种风格进行遴选的思想是不存在的，“遴选”意味着效率低下、不熟识、浪费和想象力贫乏，意味着设计和地方之间、设计和自然之间以往存在的关联被打破，意味着人心与天地之间的失语。
二 山居建筑中“简陋”的造屋观
在西方，贡布里希认为装饰源于我们对空虚的恐惧，而在中国隐逸的文人们面对虚荣却是不会“恐惧”的，这得益于文人们直击人心与人性的反思力。唐代诗人卢鸿一在《草堂诗序》中提到：“及靡者居之，则妄为剪饰，失天理矣。”在他们的眼里，生活亲切的价值并不会因窗棂上精致的雕花而得到确认，是环绕着他们的天生天成的材料在向他们诉说着居住者所怀抱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凭着文人们的“内省”之功，山居建筑的设计理念对于生硬移植、徒加矫饰、奢靡夸张等豪华住居的手法有着天然的排斥感和极强的控制力，使得山居建筑呈现出“简陋”却又深刻的造屋观，它可概括成：材“和”、形“无”、味“淡”。
选材的“和”，有附和、中和之意。摒弃天子名臣或是城中富豪们那种一念即起，千金一掷的远途定制、调运等漫长过程，伴山就山，畔水随水的选材方式，使得山居住宅有着一种内敛随和的姿态。山居住宅的选材，附和的是当地的自然材料，中和的是人与环境的疏离感。
形制的“无”，有不定，随“变”之意。在文人的笔下，隐居的建筑可以不起眼，却不可以不居观山水视野中的要地。“我住北山下，南山横我前。北山似怀抱，南山如髻鬟。怀抱冬独暖，髻鬟春最鲜。松鬈沐初净，山�插更妍。我来犹斜阳，我望忽夕烟。一望便应去，不合久凭栏。”(杨万里《东园醉望暮山》)，山水诗文中的意境，常给人以身居高处，俯观山色的临场感，视角是俯视的，视线是远眺的，如此，建筑空间营造上就有一种强化自然之力的壮阔效果。好的风景与好的视角相关，好的视角则由好的选址决定。山居建筑在选址上必然保证视野是开朗的且富于层次的，最好还要有一定的奇险性。近自然的位置观，一方面来源于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另一方面是风水观与古代士人“山水之乐”互为表里的反映，体现出了“工不曰人而曰天，务全其自然之势，期无违于环护之妙耳”的建筑选址原则。这一原则执行的结果，则是每一个隐士的郊居即使用材相同，却会因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形制――即“无形”。在山居住宅里，人与建筑的关系相互影响而又彼此尊重，山居的隐士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到去改造建筑或是明确某种建造的体例或样式，他们只是选择了不受传统建筑过分约束，为适应选址而适度修改，于“无”中体现的是相同的建造理念――依附自然，顺势“生长”，与山林“同化”。
意味之“淡”，指老子“淡乎无其味”一说中所提倡的平淡自然的趣味。这并非否定了一切美感，只是讲究审美与审丑之间微妙的转换关系。古代文人笔下的郊隐生活场景，看似其陋无穷，却又意味深远。如白居易在庐山结草堂时，讲述了山居者仰观山色，俯听泉声，外在安适，内心和乐，一宿之后身体安宁，再宿心情恬阔，三宿便仿佛与天地融合，揣摩又不知何故，只知是处是归途。与山居别墅的简素修筑形成鲜明对比的建筑外景观，也呈现出不事雕琢的自然而然之美，“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垣，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白居易《草堂记》)，隐士们以“陋”居来修炼自身，换回来的是与大自然的“密谈”。 “中国古人讲‘神形’，传神写照没有丑的禁忌。讲‘神气’，无论美丑都在欣赏之列。”萧索平淡的山居生活背后是隐士们源自于“内美”的审美观念。可以说隐士们自主选择的山居生活以简化、简单、简陋为主要特征的诸多外在表现，是他们对中国审美系统中独特的'意志――审丑美学的拥护现象。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建筑的装饰一旦脱离了结构功能就将是建筑艺术的堕落，过度装饰是深陷于物质世界的人们其精神空虚的一种表现，所以归隐的文人们必是遗唾装饰的，“陋”是他们对物欲世界的一种反抗，更是他们对自我精神世界强于物质世界的充分自信。如今很多家居设计，受到诸如奢侈观、攀比意识等非直接审美因素的影响，过于强调物象表面的档次与品味，房屋即使修饰得美轮美奂却屡屡陷于空泛，缺乏使人心灵平静感情落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是空间缺乏居住者内心深处质朴原色的回音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