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歌抒情特点

2020-04-24诗歌

  建安诗歌无论在题材上,还是从情感取向及情感 表现上,都已显露出明显的抒情特色。建安诗歌正式宣告并奠定了诗歌抒情特征的地位,使诗歌功能开始由叙事转向抒情,从此,我国诗歌真正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建安是汉朝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当时的国政已经持于曹操之手,而文学上的建安时期比建安这个年号所存在的时间前后各长二十年。

  建安时代,上承《诗经》、《楚辞》,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个新的高峰,诗歌的特点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慷慨激昂。建安时代的五言诗涌腾,打破了汉代诗坛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从此兴盛,七言诗从此初步奠定基础。

  建安时代的主要作家有三曹和建安七子等,他们都生活在北方的魏王朝中。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曹操诗的特点是深沉古直,气韵沉雄,他的诗今存二十余首,都是乐府。一部分是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如《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另一部分表现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如《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诗评》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曹丕诗风格纤弱,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首七言诗,写景抒情都很细腻,诗逐句押韵,说明这一时代的七言形式尚未成熟。

  曹植的诗慷慨活泼,词藻丰富华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名都篇》、《白马篇》、《赠白马王彪》、《美女篇》、《洛神赋》、《野田黄雀行》都是他的名作,《诗评》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 其中孔融年龄最大,仅存诗七首;王粲的成就最高,诗赋都很出色;陈琳、阮瑀除诗歌外还擅长公牍文书;刘桢的五言诗在当时名气很大;徐干的情诗写得很好;应瑒的诗较为平淡。

  《建安诗三百首评注》选择了建安时代流传下来的三百首诗,建安文学多是文人诗,它的语言较之《诗经》和《古诗十九首》都更难懂,《建安诗三百首评注》对所选的诗歌都加以评点和详细的注释,有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相关介绍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发展历程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

  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

  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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