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诗歌理想
作为新时期朦胧诗与先锋诗的两个有特殊意义而又争论较大的代表诗人.海子与顾城的诗歌意义在于试图以两种各不相同的方式.在文化工业强烈冲击中去努力构建诗歌艺术理想，虽然他们这两个绘有乌托邦色彩的诗歌家园构建，最终是以其理想与自身破灭宣告结束，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极其敏锐地把握住了诗歌家园所应体现出的真正精神和诗歌本质。这无疑在诗探索的夜空中，划亮了诗歌发展的运行轨迹，使他们的探索在新时期诗歌发展历史中具有了典型意义。
海子认为:“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是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5u]他要“走向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揭开黄色的皮肤，看一看古老的沉积着流水和暗红色血块的心脏，看一看河流的含沙量与冲击力”。ue]在一片全盘西化(从技术理论到实验)的喧嚣中，他的这种不为人们注意的，来自边缘的声音是独特的。他的对生命、人、大地的爱，以及带有民族集体行为苦难意味的抒情，闪烁神灵歌巫式的‘、海子特色”诗歌理想，实质上涌动着民族意识。他是把这种具有《楚辞》中的南方巫歌色彩的理想构建在一个具有西方荷马史诗的大框架上。然而东方诗歌精神本质恰恰又是不可能产生出这样史诗的t这从我们的文学诞生:
神话体系零散无系统性就可以看出。在天人合一与小生产方式的农村公社生活状态里，在具有以中庸为原则指导的道德伦理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中，要想产生西方英雄式悲剧的史诗是多么不可能)。所以，当海子的理想与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现实产生矛盾并无法解脱的时候。艰难的痛苦只能选择死亡。但是他诗中含有优伤意味的、一种成熟的、带有东方哲学方式的优伤“麦子”意象，却又准确把握住了中国特色的寻找诗歌“家园感”和“还乡意识”，并通过一种诗意渗人生命内心世界。而今天艺术界讨论的文化全球观念与民族意识关系问题，海子早已以自己的诗歌行为提供了一种“寻找”方式，只不过这种探索却被其死亡新闻轰动效应而掩盖，使我们忽略了更进一步冷静思考及客观地以艺术精神去研究。
与海子探索所不同的是顾城的诗i指so年代中后期作品)，是一颗人类处于童年时期所具有的晶莹剔透的心:明净、空灵、精致、幻想。他带有浓郁韵味的精美小诗，在朦胧的旗帜下缓缓开放，汇人了祖国诗歌的群芳，滋润人们经历动乱而久已干捆的心田。他的诗充满特殊时代的特殊意味，又常使我们在阅读中想起古希腊罗马雕刻艺术的风格。他的诗歌童话洋溢着浓郁理想主义色彩、以不同角度视线审视所生产出的各种错觉、幻觉画面，构建了一个生机盎然的“天国乐园”，这个乐园有可爱的房子、花园、大海、鲜花、小动物及善良纯洁、美丽的女孩。这种诗歌理想不仅是人类童年诗歌理想也是千百年来人类所孜孜不倦追求的诗歌理想。所以说顾城的独特是以另一种方式:在童话世界中以美好理落去反衬出文化工业中现代人在剧烈变革中心灵的痛苦扭曲，告诉人们应如何怀揣善良与美好的愿望去真实面对历史、世界和人类自身。 无论海子苦难优伤的史诗性童话，还是顾城美丽鲜花般的天国童话，他们的诗都闪着神性的理想之光，这种理想都较为纯正而纤尘不染。因为他们确实是把生命融人到诗歌创作之中，用笔蘸着自己的鲜血来抒写心灵。他们的诗是经过心灵世界的过滤和改造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的，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但是在无神话的东方农业土地上，作为英雄式的个人理想的破灭与内心矛盾痛苦，在具有强大世俗性文化工业冲击下、史诗童话与天国童话都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这种梦想的美好及不可能实现，以及寻找家园过程中的幸福与痛苦体验，都让我们再次感到在向现代化进军的中国，这种诗歌探索是多么地艰难卓绝和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以这样的角度审视新时期两位诗歌代表，其思考意义在于:
“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0恩格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悲剧理论告诉我们，考察新时期一些诗人是否该不该自杀是无意义的，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有一定探索成就的诗人，他们在大量文化工业世俗性冲击下，依然还偏执团守诗歌发展纯净天地的精神，恰恰是诗人必须持有的思想态度和心理准备。任何简单粗暴的权威定论或主观批判乃至人身攻击都无助于诗歌健康成长和解决问题。‘’人要尊严地活，如果不能这样，就不如死，，，老诗人、报告文学家徐迟自杀前的这句话，代表了一批新时期在文学和诗歌探索中自杀者的思想心态。作为更深一层的思考，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些表象的行为上，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产生这些行为因素的背景、动因和根源。先锋诗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变化中，它在这种擅变中所产生出来的生存矛盾，正如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和矛盾一样，是经济社会规津发展的必然。而诗人的先锋性实验理想已超越了这个历史阶段，并且又是在缺乏其生存土壤条件下进行发展的，故尔这种历史必然要求与现实要求不可能实现的矛盾产生，理应视为正常现象。对于他们超现实的诗探索我们应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分析评判。恩格斯在评价歌德的时候，也正是从辩证的角度，把歌德作为艺术家而不是作为政治家来对待的。他并没有从政治上去责难和苛求歌德(虽然他有两面性):他的着眼点，是诗人、艺术家对于现实时代，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是否具有正确的态度，是否具有正确的美感为分析作品的依据的。对于中国先锋诗歌的发生发展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我们也应以这种科学的态度去分析。以这样一个批评原则，我们说以海子、顾城为代表的一批探索性诗人为开辟诗歌探索之路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中应占有一定的章节。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这种代价付出后，我们并未在他们的探索基础上进行更深一步实质研讨，缺乏一种对诗歌建设连续发展的理性思考。浮躁和情绪代替了一切，因此，对诗歌发展以客观认识，对自身存在不良因素彻底批判清算与反省是必要的。不这样，诗将无法发展。
“无家可归成为一种世界命运”。海德格尔回答:“从我们人类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只有当人有个家，当人扎根在传统中，才有本质性的和伟大的东西产生”。[9}a所以我们必须返回，回到我们一向的延留地。在那里、我们曾一度.’诗意地栖居’‘J而今天从都市到乡村泛滥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快餐文化”虽可以使处于“异化”社会的人释放郁闷，获得感官上的快感及娱乐的舒适感，但这种建立在无根基、飘浮非确定的、具有一定殖民文化色彩的文化，在显现于肆意狂欢和自我迷恋之后，却更多地表现为人对于自己的根基、对于原有生存“家园”的失落与茫然，无论是动物保护主义、绿色和平组织‘人类环境与人口发展，还是全球文化意识与本土民族文化意识的交融冲突，归结一点都是人类对“家园”的追寻，只不过追寻角度方式各不相同罢了。在海子的诗篇里，人精神的家园是在民族母体内孕育并闪烁着宗教神性的光环，生长于一望无际的麦田与乡村之中;在顾城的诗里，人精神家园是远离物质世界，在幼稚而散发一种纯真烂馒的朦胧天国乐园之中;在科学技术主义诗人那里.人精神家园建设最终依靠的是工具理性和实验技术能力。虽然海子与顾城寻找家园的理想最终以于连式的悲剧而结束，但是他们对诗歌理想定位于纯净式神话的思路，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人类的梦想与追求，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人类的发展起点与终点不都闪耀着神话色彩吗?每个民族意识不都是源于一个“集体无意识”之中与“神话原型”之中吗?‘’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偷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了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做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n[10]马克思可以说本质地点出了古希腊罗马艺术的根本，点出了人类寻求精神家园的实质，特别是诗歌理想实质。虽然在文化工业冲击的今天，这种理想仍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却是必要的。
海子、顾城的诗歌理想探索是卓有成效的。这种在艰难中不断坦言追寻的意味在于:诗歌真正回归到其本身、并对生命质询作出应答时，是注人哲学与思想的。他们的诗似乎更少依傍，因而更具有自己的思考与本真。诗质的品位更高。他们避免了先锋诗中常缺少思想的湿润性、可感性、精神性的缺陷、以深刻的对人生存现实的提醒，对灵魂深人的质询、自省精神以及对广阔理想的坦诚，对当代中国诗歌重新开始朴素、苦涩、温馨关注、对情感与心灵的关注，提供了一种亲切可感的诗歌范本与参照，使我们认识到“这世界需要的不是反复倒伏的芦苇、旗帜和鹅毛，而是一种从最深的根基中长出来的东西”。[1l]这个最深根基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民族的意识‘历史的关怀、哲学的思考、心灵的抒展、精神的反省、传统的精深博大和批判的先锋。诗的理想构建只有深人到这个系统之中，去以人文和科学的态度构建，才能显现出诗本质应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