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谈论诗歌的文章

2020-04-24诗歌

  诗歌不死

  R·S·托马斯、戈特弗里德·贝恩、卡瓦菲斯、艾尔泽·拉斯克-许勒、诺瓦利斯、亨利·德·雷尼埃……

  在今天,还有多少中国年轻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过去的百年中,他们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留下了灿烂的身影,他们的写作,不断拓展着我们精神的边疆。

  然而,太多人对此毫无所知。

  太多的悲剧,源于可怕的忽略与无知。当我们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想中时,我们曾一次次与现代性擦肩而过,而醒来后巨大的差距又让我们方寸大乱。只有望向世界,才能校准自我的航向,这是历史给予的教训和启示。

  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刚刚踏进大学校园时的那份震惊感,这里每个人都在读诗、写诗,他们用陌生的名词互相交流,这是在考卷之外,一个鲜活、美丽的世界,虽然有点矫揉造作,一代人却因此而懂得了世界,并建立了有关未来的想象。

  然而,20多年悄然过去,如今还有谁继承着那分激情、执著与单纯呢?别人在描画,我们在奔跑,别人在想象,我们在忙碌,当生命也被工具化时,繁华与富裕又有什么意义呢?

  实在是等了太多年,图书市场上缺乏像样的诗集,缺乏世界诗歌的声音。所以,“新陆诗丛”的诞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件。毕竟,它发出了坚定的声音:浮华终将过去,诗歌没有死亡。

  为此,《北京晨报》专访了该丛书策划人、诗人楚尘。

  一桩做了12年的事

  北京晨报: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明摆着会赔钱,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楚尘:也没想太多,既然兴趣在文学,又从事这个行业,自然想做点有意义的工作,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和开饭馆又有什么区别呢?

  北京晨报:这套丛书您是从何时起开始策划?

  楚尘:大概是2000年,我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工作,策划了一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当时很有影响,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做完,这套“新路诗丛”是它的`继续。12年来,我个人的变动也很大,曾经是一家著名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但最终还是退了出来,因为那里出不了诗集。在这个过程中,R·S·托马斯的译者、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已作古了,当年正是他的翻译,让R·S·托马斯得到了中国读者们的关注。虽然经历很多坎坷,但我想,只要还能生存,就不会放弃。

  “谈诗色变”的出版业

  北京晨报:出版一套诗丛为什么这么难?

  楚尘:从2000年起,出版业就已经是“谈诗色变”,因为随着社会转型,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书的印数越来越小,各种类型的书发行量都在滑坡,诗集就更困难。不盈利,也就不容易找到优秀翻译。过去做外国诗歌翻译的,都是戴望舒、冯至、卞之琳、查良镛、李金发这样量级的作家,他们自己就是诗人,可现在再找这么优秀的译者,已经不大可能了。

  北京晨报: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要坚持下来呢?

  楚尘:首先,依然有读者需要,比如当年“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中卡瓦菲斯的诗集,在网上已经炒到了三四百元一本。其次,大家都在抱怨当下教育的缺失,认为是造成种种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其实,出版业也承担着教育的责任,这是它的基础功能之一,做出版,不能只盯着码洋与利润,生存很重要,但能担当的地方,还是要付出一点努力。我不能要求别人怎么做,但我会有我的选择。第三,坚持了12年,积累了一些资源,像黄灿然、林克等,可能是相关领域目前最好的译者。

  人就是一念之差,如果当初开饭馆,可能也发财了,一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但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感。

  每个人都是诗人

  北京晨报:诗歌的衰落,可能是现代性必然的结果,似乎国外也如此?

  楚尘:是的,与法国出版业同行交流,他们在诗歌出版方面所遭遇的困境和我们也差不多,但从整体观看,其大环境良性有序,看诗歌的读者群体依然存在,比例也较中国更高。

  北京晨报:过去的10年中,西方诗歌似乎也没涌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流派,这是为什么?

  楚尘:在上世纪法国诗坛,未来主义、立体主义等风靡一时,让人眼花缭乱,但随着社会转型,诗歌不再追求炫化、热闹,日益回归其本性,变得更加纯粹了,这是诗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从整体看,这些年来,外国诗歌写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天真,比如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朗斯特罗姆,你说他属于哪一派呢?他的诗更本质,有感召力,唤醒了读者生命中的感受。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诗人,每个人都是诗人,只是有的人能将自己的感受用创造性语言表达出来,有的人没有表达出来。作为人,我们都有对生活的感悟,不论你是皇帝,还是乞丐,大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诗歌注定会变得越来越纯粹。

  诗歌不会灭亡

  北京晨报:在上世纪90年代,诗歌死了曾是一个争议颇大的话题。

  楚尘:我的态度是任其自然,如果诗歌真死了,说明这个世界确实不需要它了,我们想救也救不了。但我觉得,只要人类还存在于地球上,还是有精神的物种,那么诗歌就一定会存在,除非基因改变,我们失去了精神性。

  北京晨报:话虽这么说,但现实却是另一回事。

  楚尘:是的,所以作为这套诗丛的策划者,有时难免会感到悲观。这次“新陆诗丛”能出版,特别要感谢当当网的王曦支持,如果不是他们独家定制的话,这套书依然出不来,因为实在没法做渠道,实体店是不愿意接受它的。王曦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当年也写诗,是一个懂诗的人。没有这份支持,我们团队也会继续做下去,但出版日期可能会遥遥无期。我想:偌大中国,如果大家都不读诗,那实在是很可怕的,如果大家想读却找不到诗集去读,就很可悲。

  北京晨报:随着经济发展,诗歌出版的环境会不会得到改善?

  楚尘:应该不会,因为在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离经济的关系最远,它的精神性更高,今天艺术出版很火爆,但诗歌并没受惠。

  诗歌让人类内心丰富

  北京晨报:在现代社会中,很多精神性的东西都有了替代品,恐怕将来诗歌也会如此,那么,诗歌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楚尘:以我个人为例,我是比较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的,那时人们单纯、不浮躁,不那么功利和多变,就算面对诱惑,也不愿违反自己内心的东西。那时的朋友更持久,因为大家都有许多美好的期待,精神需求空间很大。不否认,相比于现在,那时很贫穷,但诗让人忘掉了很多东西。那时身边的人都在看诗,都能背上几首,这就和现在年轻人用iPhone一样,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最重要的是,谁也没想从中得到什么。

  读诗的人和不读诗的人,在外表没有什么差别,不能用读不读诗来要求、评判一个人,但诗歌确实能让你的内心变得更丰富,通过诗歌感受世界、理解世界,就会对日常生活有所超越。

  诗人翟永明回忆,当年在四川搞诗歌朗诵会,真是万人空巷,大家就像追捧“四大天王”一样来追星,可惜这样的盛况,我没遇到过。

  中国诗歌没有落后

  北京晨报:可接下来,很快就是席慕容、汪国真等流行性作品风靡一时了。

  楚尘:他们走红,不应该由他们本人来负责,其背后还是出版缺位,当时介绍国外优秀作品的书实在太少,如果所有读者都读过庞德、艾略特等,他们的眼光也就不会那么轻率。诗歌是一次自我教育,当时读者接触到好作品的机会太少,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北京晨报:令人担忧的是,今天中国诗歌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似乎进一步拉大了,您怎么看?

  楚尘: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可能你看的是当下流行的那些诗,在我看来,一批老作家写得越来越好了,比如韩东、西川、吕德安、于坚等,我觉得他们的创作与当代世界诗歌足以比肩,这20年来,中国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可惜它的声音被屏蔽了,大家看不到,而那些嘈杂的东西反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每个人读诗的眼光不一样,没必要互相说服,但好诗和坏诗放在一起,差别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以韩东为例,他当年从语言探索入手,这些年来,越来越重视其精神命脉,能写出生命中普遍性的东西,驾驭技巧也越来越成熟,确实很有感染力。

  除了特别的天才之外,绝大多数人都要通过不断阅读、不断写作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今天一些年轻作者动辄宣称自己如何,不能太当真。

  阅读是自己的事

  北京晨报:当年我们走入大学时,在学长、老师们的影响下,突然闯入了诗歌的世界,可今天的孩子已经没有这个环境了,所以他们可能依然不会去读这套“新陆诗丛”。

  楚尘:学长、老师的影响确实存在,但当年我们更多是同学之间相互切磋,才有所收获的。出版者只能提供一个机会与通道,这个窗户打开了,你愿不愿意通过它去了解一个不同的世界,那要看缘分,不能要求读者必须如何。在今天,很多事情只能顺其自然,因为它最终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我们谁也改变不了,不能寄望于感慨两句,或者抱怨两句。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也不乐观,总之,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读书说到根上是读者自己的事,只要你外语足够好,如今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这是上世纪80年代根本不可能想象的情况,所以还要看每个具体的个人的努力,只有个人提高了,整体才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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