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不死
R·S·托马斯、戈特弗里德·贝恩、卡瓦菲斯、艾尔泽·拉斯克－许勒、诺瓦利斯、亨利·德·雷尼埃……
在今天，还有多少中国年轻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过去的百年中，他们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留下了灿烂的身影，他们的写作，不断拓展着我们精神的边疆。
然而，太多人对此毫无所知。
太多的悲剧，源于可怕的忽略与无知。当我们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想中时，我们曾一次次与现代性擦肩而过，而醒来后巨大的差距又让我们方寸大乱。只有望向世界，才能校准自我的航向，这是历史给予的教训和启示。
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刚刚踏进大学校园时的那份震惊感，这里每个人都在读诗、写诗，他们用陌生的名词互相交流，这是在考卷之外，一个鲜活、美丽的世界，虽然有点矫揉造作，一代人却因此而懂得了世界，并建立了有关未来的想象。
然而，20多年悄然过去，如今还有谁继承着那分激情、执著与单纯呢？别人在描画，我们在奔跑，别人在想象，我们在忙碌，当生命也被工具化时，繁华与富裕又有什么意义呢？
实在是等了太多年，图书市场上缺乏像样的诗集，缺乏世界诗歌的声音。所以，“新陆诗丛”的诞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件。毕竟，它发出了坚定的声音：浮华终将过去，诗歌没有死亡。
为此，《北京晨报》专访了该丛书策划人、诗人楚尘。
一桩做了12年的事
北京晨报：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明摆着会赔钱，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楚尘：也没想太多，既然兴趣在文学，又从事这个行业，自然想做点有意义的工作，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和开饭馆又有什么区别呢？
北京晨报：这套丛书您是从何时起开始策划？
楚尘：大概是2000年，我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工作，策划了一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当时很有影响，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做完，这套“新路诗丛”是它的`继续。12年来，我个人的变动也很大，曾经是一家著名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但最终还是退了出来，因为那里出不了诗集。在这个过程中，R·S·托马斯的译者、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已作古了，当年正是他的翻译，让R·S·托马斯得到了中国读者们的关注。虽然经历很多坎坷，但我想，只要还能生存，就不会放弃。
“谈诗色变”的出版业
北京晨报：出版一套诗丛为什么这么难？
楚尘：从2000年起，出版业就已经是“谈诗色变”，因为随着社会转型，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书的印数越来越小，各种类型的书发行量都在滑坡，诗集就更困难。不盈利，也就不容易找到优秀翻译。过去做外国诗歌翻译的，都是戴望舒、冯至、卞之琳、查良镛、李金发这样量级的作家，他们自己就是诗人，可现在再找这么优秀的译者，已经不大可能了。
北京晨报：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要坚持下来呢？
楚尘：首先，依然有读者需要，比如当年“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中卡瓦菲斯的诗集，在网上已经炒到了三四百元一本。其次，大家都在抱怨当下教育的缺失，认为是造成种种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其实，出版业也承担着教育的责任，这是它的基础功能之一，做出版，不能只盯着码洋与利润，生存很重要，但能担当的地方，还是要付出一点努力。我不能要求别人怎么做，但我会有我的选择。第三，坚持了12年，积累了一些资源，像黄灿然、林克等，可能是相关领域目前最好的译者。
人就是一念之差，如果当初开饭馆，可能也发财了，一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但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感。
每个人都是诗人
北京晨报：诗歌的衰落，可能是现代性必然的结果，似乎国外也如此？
楚尘：是的，与法国出版业同行交流，他们在诗歌出版方面所遭遇的困境和我们也差不多，但从整体观看，其大环境良性有序，看诗歌的读者群体依然存在，比例也较中国更高。
北京晨报：过去的10年中，西方诗歌似乎也没涌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流派，这是为什么？
楚尘：在上世纪法国诗坛，未来主义、立体主义等风靡一时，让人眼花缭乱，但随着社会转型，诗歌不再追求炫化、热闹，日益回归其本性，变得更加纯粹了，这是诗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从整体看，这些年来，外国诗歌写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天真，比如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朗斯特罗姆，你说他属于哪一派呢？他的诗更本质，有感召力，唤醒了读者生命中的感受。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诗人，每个人都是诗人，只是有的人能将自己的感受用创造性语言表达出来，有的人没有表达出来。作为人，我们都有对生活的感悟，不论你是皇帝，还是乞丐，大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诗歌注定会变得越来越纯粹。
诗歌不会灭亡
北京晨报：在上世纪90年代，诗歌死了曾是一个争议颇大的话题。
楚尘：我的态度是任其自然，如果诗歌真死了，说明这个世界确实不需要它了，我们想救也救不了。但我觉得，只要人类还存在于地球上，还是有精神的物种，那么诗歌就一定会存在，除非基因改变，我们失去了精神性。
北京晨报：话虽这么说，但现实却是另一回事。
楚尘：是的，所以作为这套诗丛的策划者，有时难免会感到悲观。这次“新陆诗丛”能出版，特别要感谢当当网的王曦支持，如果不是他们独家定制的话，这套书依然出不来，因为实在没法做渠道，实体店是不愿意接受它的。王曦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当年也写诗，是一个懂诗的人。没有这份支持，我们团队也会继续做下去，但出版日期可能会遥遥无期。我想：偌大中国，如果大家都不读诗，那实在是很可怕的，如果大家想读却找不到诗集去读，就很可悲。
北京晨报：随着经济发展，诗歌出版的环境会不会得到改善？
楚尘：应该不会，因为在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离经济的关系最远，它的精神性更高，今天艺术出版很火爆，但诗歌并没受惠。
诗歌让人类内心丰富
北京晨报：在现代社会中，很多精神性的东西都有了替代品，恐怕将来诗歌也会如此，那么，诗歌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楚尘：以我个人为例，我是比较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的，那时人们单纯、不浮躁，不那么功利和多变，就算面对诱惑，也不愿违反自己内心的东西。那时的朋友更持久，因为大家都有许多美好的期待，精神需求空间很大。不否认，相比于现在，那时很贫穷，但诗让人忘掉了很多东西。那时身边的人都在看诗，都能背上几首，这就和现在年轻人用iPhone一样，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最重要的是，谁也没想从中得到什么。
读诗的人和不读诗的人，在外表没有什么差别，不能用读不读诗来要求、评判一个人，但诗歌确实能让你的内心变得更丰富，通过诗歌感受世界、理解世界，就会对日常生活有所超越。
诗人翟永明回忆，当年在四川搞诗歌朗诵会，真是万人空巷，大家就像追捧“四大天王”一样来追星，可惜这样的盛况，我没遇到过。
中国诗歌没有落后
北京晨报：可接下来，很快就是席慕容、汪国真等流行性作品风靡一时了。
楚尘：他们走红，不应该由他们本人来负责，其背后还是出版缺位，当时介绍国外优秀作品的书实在太少，如果所有读者都读过庞德、艾略特等，他们的眼光也就不会那么轻率。诗歌是一次自我教育，当时读者接触到好作品的机会太少，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北京晨报：令人担忧的是，今天中国诗歌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似乎进一步拉大了，您怎么看？
楚尘：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可能你看的是当下流行的那些诗，在我看来，一批老作家写得越来越好了，比如韩东、西川、吕德安、于坚等，我觉得他们的创作与当代世界诗歌足以比肩，这20年来，中国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可惜它的声音被屏蔽了，大家看不到，而那些嘈杂的东西反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每个人读诗的眼光不一样，没必要互相说服，但好诗和坏诗放在一起，差别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以韩东为例，他当年从语言探索入手，这些年来，越来越重视其精神命脉，能写出生命中普遍性的东西，驾驭技巧也越来越成熟，确实很有感染力。
除了特别的天才之外，绝大多数人都要通过不断阅读、不断写作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今天一些年轻作者动辄宣称自己如何，不能太当真。
阅读是自己的事
北京晨报：当年我们走入大学时，在学长、老师们的影响下，突然闯入了诗歌的世界，可今天的孩子已经没有这个环境了，所以他们可能依然不会去读这套“新陆诗丛”。
楚尘：学长、老师的影响确实存在，但当年我们更多是同学之间相互切磋，才有所收获的。出版者只能提供一个机会与通道，这个窗户打开了，你愿不愿意通过它去了解一个不同的世界，那要看缘分，不能要求读者必须如何。在今天，很多事情只能顺其自然，因为它最终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我们谁也改变不了，不能寄望于感慨两句，或者抱怨两句。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也不乐观，总之，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读书说到根上是读者自己的事，只要你外语足够好，如今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这是上世纪80年代根本不可能想象的情况，所以还要看每个具体的个人的努力，只有个人提高了，整体才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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