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诗歌风格

2020-08-18诗歌

屈原的诗歌风格

  屈原为振兴祖国,捍卫祖国以身殉国而被后人铭记,又 因集楚文化之大成者而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下面为大家分析屈原的诗歌风格,欢迎阅读!

  屈原是战国时期有理想有作为的政治家和不屈的政治斗志,终其一生,与楚国的政治兴亡是紧密相联的,他的爱国爱民的伟大人格和用生命血液写成的战斗诗篇,如日经天,永远留在后人心中,一直成为激励鼓舞我们发愤求索勇敢斗争的精神动力!

  这些诗篇均产生于当时激荡的政治旋流中,每章每题都透淅了社会现实优劣浮沉,不但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腐朽和黑暗,也真实地反映了以民生疾苦为中心的现实矛盾和自己的理想真情!其代表作《离骚》,是古典文学中仅见的长篇政治抒情诗。诗中以强烈的政治热情,丰富的思维想象,多姿多变的浪漫色彩及抒情与说理相结合,事实与幻想相统一及兴比相参的表现形式,反映他与腐朽贵族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突出表现他进步的观点,热忱的政治观

  从“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乎先路”的豪壮抒怀至“众皆竞进以贪婪兮”、“伤灵修之数也。”的现实感受,揭开了他“不平则鸣”的伟大心声! “叹树蕙滋兰之不济,恨芳草美玉之不彰”至“謇吾法之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表现了他的高贵志行而不为现实所容。只得“长太息而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这是何等痛苦的心情,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只能在逆境中艰苦奋斗,胡知““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令“芷兰变而不香,荃蕙化而为茅”而“国无人莫我知兮”,这种现实环境和身世遭逢是何等的残酷艰维,诗人是何等的忧愤傍徨!…则足以概括屈原爱国爱民,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上下求索,积极追求真理的哉斗一生。虽然在当时无法实现其政治理想,只得怀石沉沙,但他精神人格却得到了升华,成为民族的的表率和精神栋梁!几千年来,不知激动鼓舞和鞭策了多少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一一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崇尚情操不怕牺牲。能大胆干预生活,以现实为依托,积极创造未来,以真情作根基。特别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的高风亮节,这都是从屈原现实主义诗歌中吸取的精神力量!这种上下求索,不屈的战斗精神不但可以“悬日月,助山河”,成为纲持民族的精神砥柱,而且为后世的现实主义诗歌开创了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示范指南和创作方式!

  是知真正的现实主义在于以国运兴衰的大事件大气候为背景;以民生民本为主轴的现实社会为依托:以个人的生存环境身世经历等实际生活为中心。以此三者组成的现实主义作品,既可折射时代精神及现实社会的真象,具有社会的共性,又可折射个人身世浮沉与现实的关系,具有真实的个性。国家民族的兴衰,社会政治的优劣与个人的现实生活是血肉相关,谁也无法避免或超然物外的对立统一体。

  后世学者对现实主义的论述虽各有春秋,各执已见,但基本精神均不能越此三者而独避蹊径,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现实创作原则,屈原的诗歌之所以光照千古,成为后人的学习典范,成功的闪光点就是这个现实的创作原则,故后人习用而不辍!

  如宋玉的《九辨》,刘尚的《九叹》,王逸的《九思》,就是师承《九歌》的仿作。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肖云从的《楚辞图》及司马迁的《史记》等均乃祖法屈原遗风的佳作!李白的《江上行》,杜甫的《最难行》,鲁迅的《座右铭》都是受屈子感染而成的名篇!是以苏轼叹为“吾文终一生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唯屈子一人耳”!实为确论!

  是知屈原的政治现实斗争诗《离骚》是后世诗与现实相合,诗人情志与社会现实相呼应的典范!这与孔子提出的”不学诗无以言“酚辞乃交际关键)”,“诗三百授之以政”(政治的实施交流,社交的推进联络均以辞令为先)及兴观群怨的诗观教导是一致的!

  人所共知,诗乃心声,发于人之性情。人乃社会成员,处于现实环境之内。凡在此现实生活(政治社会)中的`人们,或独善其身或兼善天下,或孜孜然以求生存,或汲汲然以趋名利,其生活际遇,顺逆浮沉及耳接目触之一切,无一不触及情志灵魂,产生情感反射,发出心声之鸣谁也不能超越,离此气息相关的现实而隐遁!

  文人从事的文艺工作,从属上层建筑,为意识形态的宣扬辩证者,又是自上而下教化人及自上而下告诫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理所当然的要服务于政治社会,忠诚于现实人生。我们应讽谕相参,如实纪录社会现实的真象,方药并用,大胆揭示腐朽黑暗的内情,紧密联系实际与时俱进,坚持务实求真,偕世共鸣,这是诗人的天职,谁也不可否认!

  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李白的《行路难》、《奔南书怀》,陶渊明的《停云》、《咏荆轲》,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秋望月》,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为陈同甫壮行》,陆游的《秋声》、《关山月》等名作,都突出社会政治现实和人世遭逢,都是现实主义诗风景仰和继承者!

  近代诗人李汝伦的《红颜泪》,杨青云的《敢问诗人……》也是此类以现实为中心的名作,令人读之共鸣惊叹!——有此社会现实,才有此强烈的呼声,这是事之必然!

  《宋史欧阳修传》中有“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黄遵宪也说过:“诗之外有事,诗之内有人。”从这里也可看出,任何作品都离不开政事和人物。政与事是现实的主宰中心,而人与物必须受制于此中心而左右牵连。这是“因事因时”而作的中心基础。不论其人其事其物的吟咏抒怀如何如何,个人情感也离不开这个中心,成为“无为之作”,无益之篇的文字游戏,这岂有社会价值和生命力可言!

  屈子在当时若无楚之失政,若不关心国运民生,何有《离骚》问世!若无“安史之乱”的政治动乱,,何有李杜之诗,若无外族侵凌国土沦丧,何有辛陆之词!可见世界上没有完全脱离实际的所谓“纯文艺”,只有以实际为依托的真诗篇!

  总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今天仍是中华民族战斗的誓言。在现实社会和生活实际中,上下求索,勇敢地闯出自己的创作之道,不秉命于权,还受制于人,不屈从于钱势,不迷恋于名利,象屈子一样不屈战斗,发展诗词。把诗与现实融入情志之中, 将社会人生与现实真情注入—思维之内,成为“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强音,这是我们应提倡和敦行的创作之道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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