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与《诗经》

2020-04-25诗经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20世纪初,赴海外求学的青年人有学成归国者,面对凋敝的社会现实,遂萌生学术救国的志向。于是,以启发民智、革新风俗为宗旨的报刊相继创办,有关西方启蒙的译著也大量涌现。由于国外见闻及个人性情的差异,学术救国的路径不一,留日派多主张以激进的方式改变社会,留美派多认同改良。大体而言,这些学者有共同的理想,即社会启蒙,而在引介西方文化时,他们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何对待缺乏现实功用的传统文化?

  严复翻译《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推崇“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理念,同时认为《四书》《五经》“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呼吁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尤为激烈。另一方面,由吴宓主编的《学衡》重视古代遗产的价值,在动乱的年代复苏人的历史感,进而形成民族身份的认同。胡适则主张以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能在引介西学的同时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吴宓与胡适功不可没。

  所谓“整理国故”,即用批判和科学的精神区分“国粹”与“国渣”。《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滥觞,自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1911年到1925年,胡适发表一系列演讲,将《诗经》视为古代歌谣总集而非神圣的经典,主张研究《诗经》要多参考比较;他又作《周南新解》,尝试以白话文翻译古诗歌。无独有偶,1923年郭沫若在《卷耳集》中选取《国风》40首,译成现代新诗。1926年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出版,由此形成一个学者团体“古史辨派”。该派以考辨古史、古书为要务,并试图从《诗经》中整理出周代的歌谣,这无疑是对胡适学术理想的响应。《古史辨》第三册下编皆为《诗经》方面的文章,他们断定《毛诗序》乃东汉卫宏牵强附会之作,由此否定了以《毛诗序》诠释《诗经》的意义。宋儒朱熹已不全信《毛诗序》,郑樵讥讽《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但“古史辨派”的批判力远非宋儒所能及,《诗三百篇》得以脱离《毛诗序》的道德说教,回归到文学的本真面貌。

  然而,后来学者审视这段往事时,犹心存遗憾,因为《诗经》的《雅》《颂》部分被忽略了。夏传才注意到20年代的学者几乎都在诠释《国风》的篇目,读者由此形成一个印象:《诗经》是民歌集。这既不符合《雅》《颂》的主旨,也不能涵盖《国风》的全貌。上个世纪30年代,朱东润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中认为《国风》大半为统治阶级的作品,意在纠正《国风》出于民间论的说法。80年代又有陈子展的《诗经直解》和程俊英的《诗经译注》,内容涵盖《风》《雅》《颂》诸篇。即便如此,“国故整理者”以《国风》代替《诗经》的影响犹未改观,《诗经》也只被视为远古质朴的平民对爱情的歌唱与对暴敛统治的愤慨。虽有史学家以《雅》《颂》为史料,借以描摹商周的依稀面貌,但两者作为诗歌的'感染力却弱化了,因而难以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学术传承中的一处缺漏。

  大体而言,《颂》多为祭祀先公先王时演奏的乐歌,大小《雅》多是卿大夫讥讽周朝政治得失的诗篇。《左传》引用《雅》多于《国风》,可见在春秋士大夫眼中,《雅》的重要性非《国风》所及。而且《雅》中描绘的两周之际的国衰民弊与近代中国积弱不振的情形颇为相似:《大雅·召?》“昔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言土地削亡,国运维艰;《小雅·节南山》“天方荐瘥,丧乱弘多”,言疾疫频仍,下民劳瘁。返观近代中国,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覆灭,顿启列强瓜分中国之念,而中国“人心风俗……乃社会最为危岌之时”,官宦不图进取,苟利一身,更不悯恤民生国计。既然如此,“国故整理者”为何舍弃《雅》而重视《国风》呢?

  大小《雅》诸篇中的喜怒哀乐多囿于纲常伦理,而《国风》中的诗篇,无论是青年的爱恋还是弃妇的悲愁,皆是真挚的情感。20世纪初的中国,欧洲启蒙学说涌入,新思想唤醒了知识界的危机意识,同时,大量发行的报刊形成了一个启蒙公共领域,自由表达思想,挣脱旧伦理,“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启蒙语境下对自由的渴求容易与体现个体情感的文学产生共鸣,这也是“国故整理者”重视《国风》的时代心理。此外,相对于《雅》《颂》,《国风》被汉儒附会曲解最多,《关雎》本是讲男子爱慕窈窕淑女,《毛诗序》却认为是赞美后妃之德;《卷耳》原是描绘妻子对役人的忧念,《毛诗序》却说是后妃辅佐君子;《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意在表达切切的思恋,却被当成惧谗之作。汉儒附诸《国风》的诗教理论,在“国故整理者”看来,犹如旧伦理强加于自由思想的枷锁:诗之真价值历二千年而不明,皆诸腐儒之罪。所以“国故整理者”急于为《国风》恢复本来的面目。

  《国风》和《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也影响了学者的态度。《雅》读起来诘屈聱牙,《周颂》古拙难懂,《国风》则质朴鲜活,更符合“白话文运动”的精神。在古代中国,书面语言与日常谈话差别很大,“一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书,往往被认为是把他自己和他的书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而普通民众多与读书识字无缘,所以无论从启发民智还是学术传承来看,近代思想家都希望有所改观。1877年,黄遵宪出使日本,感受到日本文字由汉字变革为假名的益处,“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令天下农工商贾皆能通文字之用的唯一途径即实行“言文一致”。严复也想以白话文来普及教育,乡镇之中“子弟凡十龄以上者,迫使入学。以三年为期,教以浅近之书数,但求能写白话家信,能略记耳目所见闻事”。《国风》既被认定来自民间,为白话文学的源头,虽多里巷猥辞,然终因质朴之美而得以发扬,《雅》《颂》的沉郁醇酽则备受冷落。

  值得一提的是,“国故整理者”的态度与童年记忆也有关。胡适回忆儿时读朱熹《诗集传》,“起初还好懂,读到《大雅》,就难懂了;读到《周颂》,更不可懂了”。赴美留学时,胡适购置一套《十三经注疏》石印本,接触了毛公、郑玄等汉儒注释的《诗经》,他为汉儒与宋儒间的差异而困惑,试图写点批判性的文章。顾颉刚有更不愉快的童年经历,他学在私塾,读《国风》时,轻妙的句子和清幽的意蕴足以涵泳良久,可读《小雅》时,“堆砌的字句多了,文学的情感少了,便很有些怕念。读到《大雅》和《颂》时,句子更难念了,意义愈不懂得了”。虽然不愿意诵读,但害怕威严的先生,“我越怕读,他越逼着我读。念不出时,戒尺在桌上乱碰;背不出时,戒尺在头上乱打。在威吓和迫击之下,常使我战栗恐怖,把我逼成了口吃,一生不能自由发表思想”。汉儒对《诗经》的道德说教与私塾的严厉风气对胡适、顾颉刚来说是一种折磨,对于《雅》、《颂》的传承又何尝有益?穿凿附会的解释掩盖了先人的真实情感,进而又影响到近代学者的《诗经》观,郭沫若就认为《国风》的价值高于《雅》,《雅》高于《颂》,这也是20年代以来多数学者的看法。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意识到《雅》的文学价值,1912年,日本的诸桥辙次将《国风》、大小《雅》等而视之:“二《南》之肃慎谨恪,二《雅》之醇良庄重,而十三国风之触物应事,波澜跌宕,曲折多变,以之为文学之冠冕,谁人踟蹰哉?”20年代,傅斯年叹赏大小《雅》为诗文之盛,“是宽博渊懿者,其中含蓄若干思想,以成振而不荡,庄而不敛之词”。

  平心而论,清新质朴的《国风》固然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大小《雅》也别具厚重之韵味:《大雅·!》描写劳作:“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众人用版筑之法盖房的场景宛若眼前;《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赞赏贤者不随波逐流,乘白驹入空谷,虽仅生刍以秣之,而美德如玉。事实上,《雅》与《国风》一样滋养着古代文学,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正是说《国风》与《雅》皆不可偏废。杜诗多记载晚唐的分崩离乱,与《雅》诗中描述的政治兴衰颇为一致。所以,《雅》诗不仅描绘了两周之际的思想和情感世界,其沉郁之美也能薰染人的性情。

  当然,以《国风》为《诗经》全貌的疏忽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国故整理者”。近代中国新旧交替,若再造文明,引进西方理念的同时也须重新审视古代传统,“整理国故”与“白话文运动”正是中国近代启蒙的两端,而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深远的欧洲启蒙也莫不如此。中国近代启蒙,虽然由于30年代的亡国危机而中断,即“救亡压倒启蒙”,但它自身的进程并非没有缺陷。孕育两百年的西方启蒙思潮在20余年间涌入,国人无所适从。“整理国故”与“白话文运动”本该是相辅相成的,前者重传统,以寻求民族的精神归宿;后者重当下,以促进思想的启蒙开化。然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白话文运动”的风生水起却左右了“国故整理者”的喜好,反映在《诗经》整理上,则不免热衷于《国风》而冷落《雅》《颂》。因此,“国故整理者”也没有完成预想的志业。

  时下的国学热或被批评为复古,但在现代中国,重新发现古代作品的审美价值,在变革的时代寻找民族文化的起源,也是继承近代以来未竟的启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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