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清学”中，重训诂的考据学派是主流，可是它的主要成就在文字训诂方面，诗旨探讨方面较“诗经汉学”没有根本的变革。在诗旨探讨方面真正开辟新路的为反传统的思辨学派，以姚际恒、崔述、方玉润为代表。我们在此仅略析方玉润《诗经原始》对《关雎》阐释的独特性。
《诗经原始》的主要成就是在诗旨概括上独树一帜，别出新解，更能抓住诗的原意，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循文按义”、“推原诗人始意”(《诗经原始・自序》)。方玉润将《关雎》诗旨概括为“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也”、“此诗盖周邑之咏初昏者，故以为房中乐”，这一概括具有重大意义。此前，“诗经汉学”、“诗经宋学”千百年来都认为《关雎》写的是关于“后妃之德”的宫闱之事，而《诗经原始》此语，却将《关雎》的主人公一下子由宫闱降到了民间。诗中的主人公由后妃、君子还原为民间普通夫妇。方玉润在阐释《周南・桃夭》时亦涉及到了《关雎》，“此亦咏新昏诗，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特《关雎》从男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相掩映，同为美俗”，将这两首诗释为民间婚嫁的乐歌。
另外，对于诗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诗经原始》比《诗集传》更看重其原始本能、自然情感的流露，“快足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如果说《诗集传》的欢乐之情是建立在一个特定的基础上――得盛德之淑女，得以配君子而成内治，故喜乐尊奉之意不能自已，而方玉润则不再拘泥于字句上阐发，而将诗歌看作是诗人情感的真实表露。
当然方玉润虽否认将《关雎》看作是宫闱之作，但他只是指出本诗是“咏初昏”，还有些羞羞答答，不敢说是诗人自言爱情。另外，在诗歌抒发情感方面，方玉润虽然体味到了弥漫于诗歌之中主人公的“快足满意”之情，这在封建时代是很难得的，也是方玉润论此诗的一大进步，然而，他对这种情感的最终定性却依然采用封建诗教的理论武器――温柔敦厚原则。他多次使用这样的字眼评价《关雎》：“和平中正之音”、“快足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乐而不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