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思路：
解决上述争议，第一弄明《蜀道难》的写作时间，第二查证相关史料，第三分析诗的内容。这也是我们探讨诗歌主题最基本的方法。
这首诗最早见录于唐人殷(王番)所编的《河岳英灵集》，该书编成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李白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最迟也应该在《河岳英灵集》编成之前。《唐摭言》第七卷载：“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书的作者王定保是唐末进士，活了八十多岁，一生只有此作，其说当有根据。由此，李白作此诗当在长安之时。李白一生两次入长安，第一次是在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30岁。第二次是天宝元年(742)，因玉真公主等的荐举，被召人京。贺知章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迁礼部侍郎，后为太子宾客、秘书监，天宝三年离开长安，告老还乡。从《唐摭言》“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等语，《蜀道难》最大可能作于开元年间，李白第一次入长安之时，最迟也是在天宝初年，第二次奉诏入京之时。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唐玄宗安居长安，讽刺玄宗说显然错误。担忧房、杜说，出自唐末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一书，为《新唐书·严武传》所采用。严武镇蜀共两次，第一次自肃宗上元二年(761)冬至宝应元年(762)夏，请杜甫任节度参谋，是在宝应元年。第二次镇蜀，在代宗广德二年(764)之后，这时李白已经故去(房亦病卒)。如果说《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二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讽刺章仇兼琼的说法，从一些史书的有关记载来看，也缺乏依据。章仇兼琼镇蜀时，虽然盘剥欺压百姓，却不敢反叛朝廷，相反一味巴结朝中权贵，以求到长安去做京官。至于“羞无成归”说也似不妥。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三年，隐居终南山，广为交友，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希望得到引荐。虽然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但这时他并未涉足官场，对其风险没有体验，不可能发出“危乎高哉”的惊叹。
现在，一般都认可胡震亨的说法。从诗的内容来看，本诗的主题是“送友人入蜀”，是沿袭乐府古题的“即事成篇”之作。纵观全诗，叙议结合，多扣诗题，看不出有什么言外之旨。如果说除了担心友人旅途艰险之外还有什么寓意的话，也不过是笼而统之地为友人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感到忧虑，这其中还掺杂了含蓄而执着的惜别之情。当然，也不能否认这其中有以蜀道喻世途艰难，功业难成的意思，不过要理解成处处有深意，就未免牵强附会了。唐代孟柒的《本事诗》和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都记载李白初到长安会见贺知章，出示《蜀道难》，博得“谪仙”雅号的事。可见这是李白的一篇习作，大抵以驰骋文采为高，未必有什么寓意。李白年轻时多模仿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诗文，以超越古人为能事。同类题材的作品在李白集中还有五言律诗《送友人人蜀》和《剑阁赋》，可以相互印证。因为贺知章的赏识，李白名声大振，从此奠定了“诗仙”的地位，《蜀道难》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
通过探讨《蜀道难》主题之争，对于提高我们诗歌鉴赏能力，养成正确的读书方法，很有好处。明人胡震亨曾在《唐音癸签》中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原委，不知夺换(变化)所自;不参按(考证)白身世遭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旨;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迹。”胡氏在这里提出了正确解读李白诗歌的三个原则，一是弄明乐府这种诗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讵(难道)必尽有为而作?”;二是弄明李白身世遭际，“白(李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风(讽)人之义远矣”;三是弄明诗歌语言和材料的出处，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出自西晋张载《剑阁铭》：“一夫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非亲勿居。”作者借此渲染蜀道之险，并非一定别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