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苏辙 兄弟

2020-04-25苏轼

  导语: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苏轼和苏澈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家,也是一对非常有才华的兄弟。下面是小编分享的苏轼和苏辙,欢迎阅读!

  千里共婵娟的苏轼、苏辙兄弟

  月到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四十岁的苏轼在王安石如火如荼的新政变法中,被排挤出东京开封,到杭州任地方官。一个精神强大的人不会因为境遇的改变怨天尤人,苏轼在杭州甩开膀子治理西湖水患,创办救助弱势群体的福利院等一系列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的民心工程。

  三年任满,东京开封依然是乱纷纷新党旧政势如水火、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格局。他自请朝廷再次流放,条件只有一个:请求委派到离弟弟苏辙近的地方。苏轼总结弟弟:“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是吾弟,更是贤友生。”“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苏辙感念哥哥:“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苏轼性情豪爽,洒脱不羁。天然率真出语惊人,难免也会出语伤人。苏辙沉稳拘谨,内敛淡定,他是上帝特意派来守护哥哥的使者。苏辙其实和苏轼一样聪明,他们是同科进士。他们的监考老师给二人的评语:“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性格决定苏轼一生坎坷,苏辙的人生则简单平静了许多,苏轼一次次外任、贬谪,苏辙留守家中替他膝下尽孝。兄弟鸿雁传书,谈人生谈诗词。苏辙外圆内方,总是劝哥哥遇事避其锋芒,以求自保。苏轼诗词作品各个时期都有苏辙的影子。《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以及后来苏轼遭遇“乌台诗案”,绝望之中写给苏辙的《绝命诗》。

  皇恩浩荡,圣眷优荣,苏轼被委派到密州(今诸城)做行政长官,苏辙在济南,相距不算太远。密州是个烂摊子,“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苏轼的政治才华一点都不逊色于他的艺术天分。他扑下身子励精图治,用实践和经验印证嘉佑科举成名的《刑赏忠厚论》中仁政天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一年之后,“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成功让苏轼如此快乐,不惑之年,白发反黑,丰神俊雅。

  苏轼有闲,也有生活的信心和情趣。他和同事们出城打猎。为报倾城随太守,密州人民万人空巷,与苏轼同乐。他开始怀旧,夜来幽梦,早逝的发妻王弗小轩窗,正梳妆。天人永隔,苏轼肝肠寸断。他更加思念济南的苏辙,中秋到了,皓月银辉,清淡天和,苏轼醉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亲爱的弟弟,一别七年,坎坷沉浮,羁旅漂泊,支撑我的是你的亲情。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见或者不见,你一定要健康、平安。你在,就是我的奇迹,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是苏轼送给苏辙的中秋礼物。无论岁月如何刷新,这首词总被思念置顶。

  奇景如幻,其情可感。中年人生,能够互相扶住,彼此把握的是亲情。

  公元1101年,苏轼客死异乡。又一个十年过去后,苏辙追随哥哥去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世未了因。”苏辙记住 “乌台诗案”中哥哥在狱中写给自己的诗句,要求后人把自己葬在哥哥身边。夜夜明月,这对兄弟把酒论诗,永不分离。

  知识扩展: 苏轼为何不爱收藏书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以活字排版的印刷法,图书也就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版本的古籍以及时人的著作,都大量印刷出版,许多文人亲自校对书籍,以正谬误,然后分类收藏,由此诞生了许多的藏书名家。方兴日盛的藏书之风,对宋人的学识修养的提高,以及学术研究的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苏轼幼时,恰遇这一图书的革命性时期,也为他日后“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带来诸多的便利。他曾自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

  在苏轼之前,老一辈的读书人想要读《史记》、《汉书》这样的史籍都很不容易,煞费周章地借了回来,要赶紧抄录,然后日以继夜地诵读,生怕时间到了要把书还回去。但是,一生读书、到老不倦的苏轼,却没有像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那样,拥有充塞梁宇的藏书,可以坐读释道,卧读经史,甚至连一些常见的典籍他也没有。

  苏轼曾在《海上与友人书》曰:“到此抄得《汉书》一部,若再抄得《唐书》,便是贫儿暴富。”自谓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以后,无书可读,只是在当地的士人家里抄录得了一本《汉书》,并想象要是再能抄到一本《唐书》,那种感觉就像是穷人于一夜之间暴富。其实,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苏轼渡海至儋州的行李当中,就有好几箱的笔和墨。至于他宁可携带大量笔墨,而不是携书到孤岛上,可供随心所欲地阅读,一方面足见他的自信和旺盛的创作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并不竞尚风气,追随潮流而藏书。

  在当时,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藏书为时尚为乐事,私人藏书动辄上万卷。如晏殊之子晏几道,就以藏书多而闻名,以至于家道中落以后,每次搬家,他的妻子都要为搬书而烦恼。另外,江陵有个叫做田伟的小吏,在家里建有博古堂,藏书多达五万七千余卷。黄庭坚到他家里作客,看到他的'藏书都惊呆了,叹曰:“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黄庭坚的舅舅李常,为唐代皇室的后裔,他年轻时藏书读书的僧房,后被命名为“李氏山房”,藏书也多达九千多部。

  处于这种大环境下的苏轼,也并非没有藏书之心。苏轼的《仇池笔记》载,唐太宗曾经花费重金购买晋人书帖,共收罗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内的书帖千卷。武则天时,宠臣张易之兄弟从内府把这些书帖偷了出来,随后又散落在宰相王涯、张延赏的手里。“甘露之变”后,王涯为禁军所杀,他家里的金银珠宝都被洗劫一空,因禁军不识这些书帖的价值,故得以幸免。后来,苏轼在宋仁宗的驸马李玮都尉的家里,看到了这批谢尚、谢鲲、王衍等晋人的书帖,心里也非常喜欢。但是,一想到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简直就是招灾揽祸的根源,而且除了作为书架房舍里的装饰,用以炫耀人前,也并没有其它的用处。因而,苏轼对这种貌为集古、实为矜奇立异的行为,也失去了兴趣。

  后来,苏轼应朋友李常之请,为李常将“李氏山房”的藏书全部捐赠出来、用作公益一事作记,又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日以苟简,何哉?”意为自秦汉以后,著书立说的人愈来愈多,写字用的纸笔和字体也愈来愈简便简化,不论何地都可找到书读。可读书人却愈来愈草率马虎,这是什么原因呢?

  接着苏轼又问:“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前人。而后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乃指如今的印刷业发达繁盛,书籍得以大量流通,要找书读方便多了,按理说读书人的学问也应当比前人高出一倍才是。可是那些科举之士,却把书卷起来不读,反而闲谈不暇,言语浮夸,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借此两问,苏轼道出了时人藏书的几大弊病。一是浮慕时名,藏书只是为了获得名声,而非为了钻研学问。二是家中费尽心力收罗得来的藏书,从不阅读,全都束之高阁,只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三是把藏书视为私产,不仅自己不读,书亦不外借他人,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所以,苏轼极力夸赞李常捐赠藏书、以遗来者的义举,鼓励有志读书的人,要奋力进取,有所作为。

  苏轼不追随潮流而藏书,也是他有定见、不盲从,尽量多做实事的人生态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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