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
“先师”即孔子，“四十无闻”句用《论语》所纪载孔子所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语意。从这些诗句，可见陶渊明对儒家哲学的向往之情。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传统思想深深植根于陶渊明的思想之中，显现于其一生的足迹中。
陶渊明少时有“大济苍生”的壮志，并不是想做一名诗人或是隐士，而是希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这里闪现的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形象。陶渊明对其祖父尤为推崇，他曾在《命子》诗中说：“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而陶侃尊崇儒学，反对“逸游荒醉，生无益时，死而无闻于后”的所谓疏放行为，这自然影响到陶渊明，于是他产生“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的紧迫感。他还以“直方二台，惠和千里”的诗句来描述他的祖父，可见在陶渊明的心目中其祖父是一个清官。在《命子》诗中，他不仅让儿子了解祖上历史，而且要求他们学习祖上的为人，这些反映出陶在青少年时代富有政治理想，曾也想做一个正直清廉的官吏。
在动荡黑暗的年代，陶渊明作为一名有志之士自然会有济世之心和以期成就伟业功勋之愿。《杂诗》其五：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渴望建功立业的陶渊明出仕了。公元393—405是其仕宦时期。
在谈到出仕动机时，陶渊明本人声称是因贫而仕：“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连其朋友颜延之也这样看他，“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得毛子捧檄之杯”(《陶徵士谏》)。陶渊明为官固然有改变物质生活窘状的因素，但这更是其早年“大济苍生”思想的必然发展。陶渊明的仕途之路充满了艰辛坎坷。初在荆州刺史桓玄处任小官时，官场的尔虞我诈就给他带来了思想上的愁苦：“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翼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于是他借母亲孟氏之故去职回家。但正值盛年的陶渊明，虽辞官，但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任彭泽令，在“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支配下，陶渊明是留恋官场的，并且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仕而归，归而仕，在五次反复中实践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政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