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的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致之新自然说。……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唯其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虽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9]
在这段话中，陈寅恪对陶渊明思想儒道结合的形式及形成原因作出了具体的分析，其对陶渊明思想特征外儒内道的揭示与梁启超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对照两位大师的论述，不难看出前者对后者影响的痕迹。
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对陶渊明精神面目“真”的评价，并非他的首创之功，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梁朝，昭明太子肖统对陶渊明就有这样的评说。他撰写的《陶渊明传》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10](重点引者加)。他为《陶渊明集》所作的序也说他“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且真”(重点引者加)[11]。这一评价与陶渊明的襟怀修养、精神人格是非常符合的。陶渊明在诗文中也经常这样谈到自己：
“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 ——《始作镇军参军往曲阿作》[12]
“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13]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辞序》[14]
“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与道家学说相联系的一个词语。《庄子》中多处谈到“真”。庄子所说的“真”是与“自然”密切联系的，庄子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15]庄子要求人们顺应自然，按照自然的本性去活动，去生活;反对任何外力的干预，让个体生命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正反映了他冲出精神樊笼，追求身心自由的理想。梁启超赞誉“它是渊明人格最真实的表现”[16] 。在上述论述中，梁启超的贡献是将陶渊明“真”的个性凸现出来并具体化了，从而帮助读者对这位大诗人的面目获得准确、深刻的认识。如果梁启超对陶渊明的评价只限于此的话，那他不过是将古人的观点发挥了一下而已，而缺乏更多的新意。梁启超不只如此，他依着“自然”的话题，进一步说下去，说陶渊明“爱自然的结果当然爱自由，渊明一生都在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17]，这几句点睛之笔，是对陶渊明追求个体生命，热爱自然精神的延展与升华，从而使“自由”成为对“自然”人生态度的另一种诠释。与梁启超在《屈原研究》中谈屈原的人格美一样，《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也是将它与“个性”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人格”一词，它是从西方引进的词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人品”一词。“人品”的涵义主要指人的品德修养，这是一个伦理性很强的问题。在儒家对诗文与道德修养的关系十分重视的背景下，人们纷纷以品德、节操评论诗文，认为“诗品出于人品”(18) ，它们是作者精神品德的外在表现：“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咳，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19)。“个性”一词也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不曾出现的舶来品，它和传统意义的“人品”显然大相径庭。关于人格与个性的关系，梁启超的在《欧游心影录》中有过明确的解释：“人类生活的根本义自然是保全自己，发展自己。但人人各有个‘自己’。用‘自己’这个字通换不过来，所以给他一个通名，就叫做‘人格’。这‘人格’离了各个‘自己’，是无所附丽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