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这次新法没有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后导致了社会基础的丧失。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得到宋神宗支持的主要原因是想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不是富民惠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这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再分配而已。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敛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在变法中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就说推行青苗法。这青苗法实际上就是农业基本法。但是，他们在全国各地府道州县推行青苗法时却人不分贫富，地不分优劣，更不管老百姓想不想、要不要，一律强行摊派高息贷款。按新法规定，贷款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尺度不一，有些地方利息还要更高。
这无疑给百姓的脖子上套上了一道无形的枷锁，让他们还没种上地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粮食还没收上来，官府就派人到各家各户催要贷款本息。有钱拿钱，没钱就拉粮食，若是没有粮食，就将人押入大牢，逼债索息。老百姓为了还债，不得不变卖家产。卖完家产，就卖儿卖女，有的甚至典当妻子。结果造成了天下百姓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十室九空，民怨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