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勃出身于“以儒辅仁”的儒学世家，其祖父开创的“河汾之学”系隋末唐初北方儒学重要分支，是王勃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兄弟多文学之士，其父督促又早，故“六岁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十五岁作《上刘右相书》，刘右相“见面异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荐，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作为年少才高、聪颖早慧早年得志的诗人，其胸中蕴聚的功业志向与进取精神就不可能不在诗文中表露出来。这种自负心态在自荐文中表现得很突出：“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指风，舍苔衣而见绛阙。”以至被人讥为“浮躁浅露”，至今还有人这样评论王勃。其实，像初唐四杰及半千等少年才子锋芒毕露，缺少“恭谦让”的气质，贬之者讥为“浮躁浅露”，誉之者完全可赞曰“雄放刚健”，正如“狡猾”和“机智”一样。
某种思潮、文体、文风的兴起，都是朝代的产儿，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金猴。考初唐，李世民自是英雄胸襟，从政治经济上较快地驱除隋代积弊，出现史称盛世的“贞观之治”，但在思想文化战线，不仅没有根除齐梁的“宫体诗”的污垢，反推其波而助其澜，当四方平定之后，也吟风雪，弄花草，戏作艳诗“殊无丈夫气”，上行下效，朝阁重臣，也时有侧艳之篇，皆之音。高宗朝，歌功颂德“绮错婉媚”的“上官体”又风靡文坛。诗歌变成统治阶级卖弄风流文雅的消遣品，帮闲文人邀宠取荣的工具，与国力强盛，经济上升，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王勃等四杰向浮艳之风宣战，高倡改革，是顺乎时代，应乎潮流的，更何况王勃的前辈已从各个角度，批判文风，如其祖父王通持“贯通济义”的思想角度，批判六朝诗文“傲、治、碎、诞、淫、繁、捷、虚”。⑿魏征等从史学的角度，说六朝“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⒀。这些都为王勃等人的诗歌改革开先河，扫除不少障碍。诗文方面，前人虽也有批评齐梁体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⒁，诞但缺乏实践构建。王勃的兄弟们“磊落词韵，铿锵风骨”⒂，“亦一时之健笔焉”⒃，但缺乏理论支撑，皆不成气候。唯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和《平台秘略论??文艺三》中，树出“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的旗帜，指导自己的诗歌创作；又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证实理论，又有一时俊彦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鼓舞其心，发浅其用，八宏驰骋于思绪，万代出没于毫端”⒅“遂使繁综浅术，五藩篱之固”⒆，“翰苑豁如，词林增峻”，遂成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