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勃出身于“以儒辅仁”的儒学世家，其祖父开创的“河汾之学”系隋末唐初北方儒学重要分支，是王勃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兄弟多文学之士，其父督促又早，故“六岁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十五岁作《上刘右相书》，刘右相“见面异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荐，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作为年少才高、聪颖早慧早年得志的诗人，其胸中蕴聚的功业志向与进取精神就不可能不在诗文中表露出来。这种自负心态在自荐文中表现得很突出：“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指风，舍苔衣而见绛阙。”以至被人讥为“浮躁浅露”，至今还有人这样评论王勃。其实，像初唐四杰及半千等少年才子锋芒毕露，缺少“恭谦让”的气质，贬之者讥为“浮躁浅露”，誉之者完全可赞曰“雄放刚健”，正如“狡猾”和“机智”一样。
某种思潮、文体、文风的兴起，都是朝代的产儿，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金猴。考初唐，李世民自是英雄胸襟，从政治经济上较快地驱除隋代积弊，出现了史称盛世的“贞观之治”，但在思想文化战线，不仅没有根除齐梁的“宫体诗”的污垢，反推其波而助其澜，当四方平定之后，也吟风雪，弄花草，戏作艳诗“殊无丈夫气”，上行下效，朝阁重臣，也时有侧艳之篇，皆淫靡之音。高宗朝，歌功颂德“绮错婉媚”的“上官体”又风靡文坛。诗歌变成了统治阶级卖弄风流文雅的消遣品，帮闲文人邀宠取荣的工具，与国力强盛，经济上升，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王勃等四杰向淫靡浮艳之风宣战，高倡改革，是顺乎时代，应乎潮流的，更何况王勃的前辈已从各个角度，批判了淫靡文风，如其祖父王通持“贯通济义”的思想角度，批判六朝诗文“傲、治、碎、诞、淫、繁、捷、虚”。魏征等从史学的角度，说六朝“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这些都为王勃等人的诗歌改革开了先河，扫除了不少障碍。诗文方面，前人虽也有批评齐梁体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诞但缺乏实践构建。王勃的兄弟们“磊落词韵，铿锵风骨”，“亦一时之健笔焉”，但缺乏理论支撑，皆不成气候。唯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和《平台秘略论•文艺三》中，树出了“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的旗帜，指导自己的诗歌创作;又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证实理论，又有一时俊彦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鼓舞其心，发浅其用，八宏驰骋于思绪，万代出没于毫端”，“遂使繁综浅术，五藩篱之固”，“翰苑豁如，词林增峻”，遂成局面。
王勃多次以“气横霜暑”，“气凌云汉，字挟风霜”作为文学评论的标准，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在诗歌中显现的，其一《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幕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仅八句，却展现了画栋上云彩的升腾，朱帘外山雨降临，潭里悠悠的闲云，槛外滚滚的长江这样无限的空间和物换星移的绵长的时间，在此壮阔的背景下，凸现了高耸入云的滕王阁的雄迈气魄，虽有“胜地不常，盛筵难再”的感慨，难掩雄放刚健的气概，所以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称赞王勃“龙文虎脊皆君驭”，这里的“虎脊”就是雄放刚健风骨的另一种称法。
其二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共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首五言律诗是一篇见习的送别之作，但完全背离了宫廷风格，具有了雄健风格的明确的建构意识。首联以“城阙”与“五津”对举，是对别后空间格局及隔断距离的预设，为诗意的衍进张力。颔联和颈联，也一改宫廷诗的景事的罗列与辞藻的比类，而充盈着情、意，由两人的处境和共同的感受，进而以心理的力量把“天涯”之遥缩短为“比邻”之迩，表现了“北海虽赊，扶摇可接”的豪迈意境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胸怀。尾联一扫“临岐洒泪”“黯然销魂”的传统惯例，瞩望于心灵的相通，互勉于前程的展望。八宫体诗繁缛的描写性变为抒情体朴素的表现性，一洗悲酸之态，充满昂扬之情，雄放刚健，意气风发，给人以风发向上的力量。
这种风骨，直接开启了盛唐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