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敬是汪曾祺与他所观察以及所表现的人物始终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尊重他笔底的人物，将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始终记住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告诫：千万不要冷嘲。关注着世人，思考他们，同情他们，爱他们。早在40年代，他的《落魄》、《鸡鸭名家》、《老鲁》、《职业》等作品，无不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涩，已明显表现了他人道主义的基本主题。
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汪曾祺作品的人性美，可以说汪曾祺是当代最擅写人性的作家。他总是这样一往情深、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人世间的情义，哪怕是点滴的，稍逊即逝的。他十分崇尚沈从文对生活、对人、对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之心爱着。与他的老师一样，他有着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倾心、永远诚实的赞颂的感情。看似冷静如水，其实灼烈如火。
汪曾祺为人为文，向真向善，求平实，不矫情。这个性情中人，深深爱着生活，对生活有一种宁让它负我、我不负它的痴迷，通俗说法：随遇而安。这种大平和心，使他变成一根草，一株树，一条河流，一潭池水，与天地人达成了最为相宜的默契。
美的形式是自由形式。汪曾祺倾向为文无法──随便。他尤其向往苏轼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叶流转，一枝摇，百叶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就像淡泊的水墨画一样，水气氤氲，自然漫散。不少人提到过汪曾祺文章的水性，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水是曲线的，流动的，自由的，漫散的，自然的，生动的，这确实好象造就了汪氏文章的流动的韵律和自然的品格。生活太喧闹，太浮躁，人活得很疲倦，很累，需要安静，需要清凉，需要滋润。汪曾祺的水性便以从容而自然名士风度，营造出了一种滋润的声音，滋润的颜色，滋润的气息，滋润的光明，滋润的人生与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