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意”作为文学作品的结构层次的形而上的层面，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小说的叙事片段和环境描写处处展现出诗的意象性特征，包含了隐喻性的生活图像构成的这种小说“意象”传达出了梦幻般的意蕴。汪曾祺的小说，其意象有如下几类：一类是白描性的意象，主要是直接写出人物经历的事件和情境，其本身并没有多少暗示性的意义。另一类主要是比喻和象征性色彩较为浓厚的隐性意象。
比喻主要是在事物之间寻找相似性，把不同性质的东西置放在一起，以显示出不同事物遮蔽的相似性；在他的小说中，作者总是不露声色地透露出事物的两种隐性状态和生命个体隐性的生存方式，从中挖掘出事物的本原意义和个体生命的原始性格，以此来组织语言，带给读者一种清新的视角。象征则超越了事物的形态和其意义的本身，是指形而上地来表达一种抽象的意义，同时用来表达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感。在他的小说里，其描写的事物的象征义主要是在语言的引申义上构成的，作者将其难以表述的物象叠加在语言之上，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意味和巨大的想象空间，从而使作者在波澜不惊中与作品里的人物同命运、共呼吸。这些不间断的意象给读者带来梦幻般的感情，读者的思维也因此与现实渐行渐远，随着情节的深化，梦想终究被现实背叛，留下了梦与现实分离的结局。
作者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童年及少年的湘西生活锻炼了作者的性情。在其作品中，对往事的念想，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流连和对民俗风物的眷恋，凸显出作者的恋旧情结，只不过作者在其作品中并没有直接描述出来，而是隐性地借助于他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经历来表达作者自身的恋想，因而读者也不能轻而易举地看出来。“诗意”是心灵所归，它只能靠心灵的眼睛才能看得见，因为那需要想象。作者在其小说里把社会之思化作自然之景的游走，观赏、惊叹、顿悟之中，去探求人的本原和生活中人们习见而又易忽视的细节，描摹出在绝尘弃世的自然净土中的沉重与轻松。
因而，他的小说总是那么简洁、精炼，小说里的语句往往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背景，浓缩着某种信息，需要读者积极调动自己的知识贮备、阅读经验、人生体验，才能参与进来，在联想、体味和思考中破译其中的“信息”，领悟出其梦境中的现实意义。作者在其小说中重视意境的营造，擅长营造诗意般的悠闲境界，且用笔极为简约、清淡；正因为如此，其小说的故事性逐渐淡化，叙述更加随意自由，寓意色彩更加鲜明，结构更具有组合性，往往直接展示和呈现故事里人物那复杂、矛盾的心境。如，作者在描写大淖人的生活情态是按照民间最质朴淳厚的生活原则为人处世，在宽容、友爱和无欺的民风的熏陶下，大淖人敢爱敢恨，他们的物质生活虽很匮乏，但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自由和快乐，他们敢于承担生活的重负，不惧暴力的威胁，没有拘束的自由活动。该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原生态生活方式正是作者的内心渴望。诗意化的自然环境和牧歌式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大淖人那优美、自然、健康的生命形式，也使读者在感悟中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但作者在其几篇小说里，故事的结局总是那麽不太圆满，总是以残缺的形式表现出与现实的矛盾，作者非但不逃避这种残缺感，反而以一种温情的笔触写出了他对正常的生活状态的渴望。与沈从文先生“致力于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理念不同，汪曾祺却在此表现出其矛盾的两方面，他笔下的人物生存状态既是违反社会普遍习俗的，又是符合人性、符合自然法则的。作者在此并不故意避开有缺陷的人生，也没有提供一种机会像沈从文先生那样促成有残缺的人的命运得到另一种形式的圆满，而是在矛盾中展现出个体那本真自然的生活方式。在他的笔下，和尚明海与小英子可以结合；大淖东头挑夫的媳妇们可以从二夫，……。这种看似有违伦理道德的不雅之事在作者看来却都是符合人性、符合自然法则的。在这一点上，作者也拿出一种温情和仁爱，去呵护那些有残缺心灵的人。如巧云失身后未选择去寻死；十一子被致残但终与巧云结合，……残缺的完美，梦与现实的分离，在作者看来，都是人们最本原的生活方式。
通读汪曾祺的小说过后，我们感受到，作者笔下那纯粹的审美情境只是一种梦幻美景，它不利于俗世的生存方式；在纯净的审美梦幻与现实的生存方式之间，在理想的人生梦境与世俗的人生现实之间，人生本来就是一段矛盾的旅程。总之，从作品的本身来看，当各色的现代形态小说纷纷放弃了小说的审美追求时汪曾祺的小说却决计打捞潜于人的内心的诗意，并将对故事的叙事置于湘西这一文化语境之中，在梦幻般的情境中去追忆原始的自然生活；通过现实生活对原始生活状态的冲击来说明：一个健康和完美的人生永远都是乌托邦想象，真实的人生和命运一样，必须要经历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