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剧名定为《沙家浜》。在这以前，谭震林也曾对《芦荡火种》这个剧名提过意见。他认为《芦荡火种》所描写的这段历史，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称之为“火种”给人以软弱之感。毛泽东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之后，不乏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毛泽东明确指示要改剧名。他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尽管京剧《芦荡火种》比之《地下联络员》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演出产生很好的反响，也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这个演出本还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离成熟还有着不小的距离。仅就剧本写作角度看，从拿出新的修改本到搬上舞台只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宽裕的时间进行严格认真的推敲与打磨。作为主要执笔者的汪曾祺，虽然在修改时下工夫写出面目一新的《智斗》《授计》等重要场次，写下为全剧增光添彩、后来成为经典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要学那泰山顶上一棵松”等华美唱段，但整个说来，他还没有进入自由放松的写作状态，也没有完全突破原沪剧本的框架。此外，当京剧《芦荡火种》几乎从一开始就得到那么多领导、专家的重视，这是好事，也是压力，特别对他们提出的观后感和建议，汪曾祺必须广为采纳，还要尽可能体现在修改本中，这也多多少少束缚了他的手脚。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3月6日，田汉在观看彩排时，大加赞赏，但他激动之余，突然提出能否给剧中的阿庆嫂配一把小枪，而且要在明场交待。这个建议出乎众人意料，为何要配枪?理由何在?田汉没有具体说明，让在场的人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就是这样一条让人听了一头雾水的意见，汪曾祺在重写剧本时，还得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安排进第九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