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感更进一步就是通达。汪老一生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从不怨天尤入，到老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不是住爱人单位的，就是住儿子单位的，从来没享受什么局级干部待遇，但他也从来没有在乎过。老之将至，很多人都直呼他“老头儿――”。这在南方来讲，是不礼貌的，不尊重人。但在汪老家，从夫人到儿女，乃至孙子孙女都可以这样叫他。“多年父子成兄弟”也是汪老对待子孙的态度，无论何时何地，对待晚辈，对待年轻作家，他都是平和亲切、顾盼有情的，洋溢着一股其乐融融的祥和气。
向汪曾祺求书画，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老头儿一高兴，就会自投罗网，主动说：“我给你画幅画好吗?我给你写幅字好吗?”
很多人弄不明白，为什么有很多女孩子喜欢汪曾祺。外出开会，无论走到哪儿，总有一群小姑娘围着他，趋之若骛地向他讨
画，甚至到了半夜12点钟了还不走。北京作协名誉副主席赵大年当年没敢向汪曾祺讨画，却扮演过为他轰赶女孩子的角色，嘴里还不停抱怨着：“看把老人家给累得。”
有一次开会间隙，大家到温州某地划船，六、七个人一个船，赵大年的船上都是男的，汪曾祺的船上却都是美女。这让赵大年纳罕至今，琢磨来，琢磨去，大概是因为汪老的文章有人情味，有人性，有爱心。爱人者，人见人爱。沈从文与汪曾祺的文章都是不受官方喜欢的，但女孩子喜欢，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善待无雕饰人性之美。
文如其人这句话并不是用在谁身上都合适的，但对汪老却再合适不过。汪老手中这支别致的笔，必须碰到和他一样别致的伯乐，才能给中国文坛带来别致拘风景。
1961年，《人民文学》的编辑崔道怡在一堆来稿里看到了《羊舍一夕――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不禁眼睛一亮。这篇小说，题目充满诗意，内容更有味道。当时崔道怡不知道汪曾祺的政治处境如何，仅从作品角空出发。他找到同事，也是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请她看看并提建议。张兆和当时就说，很好，最好找画家黄永玉做插图。很快，《羊舍一夕》刊登在《人民文学》上。18年后，汪曾祺又写出《受戒》，这篇小说宛如一块温润的碧玉，给焦躁不安的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了久违的清新和亮色，带来了安宁与和美。崔道怡激动万分，称之为可以传世的精品。由于种种原因，这篇作品未能获奖，崔道怡将其收进自己编辑的“获奖以外佳作选本”。当《大淖记事》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有人认为它结构不完美，崔道怡却觉得结构别出心裁。事隔多年，汪曾祺深有感触地说，“我的作品能得到老崔的欣赏，我就像喝了瓶老酒似的从心里往外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