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文坛怪才的“御用时期”
1966年春末夏初，汪曾祺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鬼”、“小邓拓”、“黑爪牙”，连同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大师级的“反动权威”、“戏霸”一起，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并在单位天天遭受到残酷地批斗。不过，由于其言行一向是谨小慎微。因而在每次的批斗会上，他只是扮演一个陪斗的角色。
1966年7月的一个中午，汪曾祺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4时收拾干净后，到剧院军代表办公室里去。汪曾祺赶紧理发、洗澡、换衣服，谁曾想到，当他毕恭毕敬地走到军代表办公室，在首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之后，只听得军代表对他表情严肃地宣布：“现在党和人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随后，汪曾祺被一个年轻的军人带上，乘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驶向钓鱼台国宾馆，并在十七号楼受到江青的接见。
李承祥(资料图) 江青此番破例召见，正是为了修改《沙家浜》。此后，在前门打磨厂胡同和“广和剧场”，汪曾祺等人随时听从江青的调遣，即席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
汪曾祺在江青的控制使用下创作长达10年。因为受到江青的重用，“文革”之后，他又被列为“说清楚”对象，还被立了专案。后来，他写道：我对于许多同志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
应该说，在许多人跳出来欲证明江青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汪曾祺仍然是一个朴素的文人。
后来，汪曾祺在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出版多卷本《汪曾祺文集》，成为晚年大放异彩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