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说的题材与结构
题材问题一直是困扰着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重大问题，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文学体裁的选取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优劣与可读性，甚至会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二十世纪以来，与政治相关的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都明显的优于知识分子题材，在“十七年”文学中，写中心、写重大题材成文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指示，而知识分子题材如《红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则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典型，致使以后的作家均不再创作知识分子内容的作品，这就造成了新文学史上知识分子题材的一个“断代”。新时期以来，题材问题虽然不像“十七年”那样敏感和尖锐，但是作家们用文学创作来揭示“文革”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创伤，也就是用文学作品来反映政治的倾向性，也是与政治紧密挂钩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方舟》，谌容的《人到中年》，刘心武的《班主任》，王蒙的《春之声》，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般是女人》等等这些小说，都在寻找什么，批判着什么，为新时期的破旧立新而躁动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找不到这些过于明显的政治与社会信息，对于那些已习惯了社会功能阅读的人来说，这不啻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受戒”。
在《受戒》和《大淖记事》中我们看到，一些与社会、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写进了小说，这都是汪曾祺的个人化的情感和行为，小英子和明海小和尚、十一子和巧云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出任何独特的品格或个性，人物就像风俗习惯、花鸟鱼虫那样自然与和谐，而不是一般小说人物所具有的的那种鲜明的性格。小英子和小和尚的朦胧的爱情，是源自人们内心的希望和梦想，汪曾祺把它揣测的那么老到那么细腻，勾起了人们心中最美的回忆和想象，“十七年”文学以来小说模式的功利性、重大性、典型性，都被这两个“肆无忌惮”的孩童消解的无影无踪，《受戒》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更是心灵的净化和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