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读《边城》(3)

2018-07-21汪曾祺

  喔!“人性”,这个倒霉的名词!

  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小说的作者与读者》)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

  《边城》里最难写,也是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翠翠。

  翠翠的形象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

  我写《边城》的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子女孩子印象得来。(《湘行散记·老伴》)

  一个是在青岛崂山看到的女孩子。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水云》)

  这个女孩子是死了亲人,戴着孝的。她当时在做什么据刘一友说,是在“起水”。金介甫说是“告庙”。“起水”是湘西风俗,崂山未必有。“告庙”可能性较大。沈先生在写给三姐的信中提到“报庙”,当即“告庙”。全文是经过翻译的,“报”、“告”大概是一回事。我听沈先生说,是和三姐在汽车里看到的。当时沈先生对三姐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写一个小说。”

  另二个来源就是师母。

  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水云》)但这不是三个印象的简单的拼合,形成的过程要复杂得多。沈先生见过很多这样明慧温柔的乡村女孩子,也写过很多,他的记忆里储存了很多印象,原来是散放着的,崂山那个女孩子只是一个触机,使这些散放印象聚合起来,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形象,栩栩如生,什么都不缺。含蕴既久,一朝得之。这是沈先生的长时期的“思乡情结”茹养出来的一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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