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观念发生影响的同时，也以“小说写什么”给人们以启发。汪曾祺的小说题材绝大多数取自民间，主要以其早期生活的地方为背景，反映的是一种民间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通常意义上不真实的故事，在民间却会有另一种评判标准，也自会有一种存在方式。”但走向民间并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放弃，相反倒有可能使知识分子精神获得更有意义的一种存在形式，关键是看知识分子以怎样的价值立场和方式走向民间。汪曾祺试图在民间中把自己的精神追求与民间中富有活力的、自由的、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使自身的精神价值立场变得更有现实意义。他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在《岁寒三友》、 《大淖记事》、《艺术家》等其他作品中都寄托了作者对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礼赞及美好人性的向往。汪曾祺这种人道主义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挫折之后的情感抚慰与精神追寻。
认为汪曾祺走向民间就失去了启蒙精神和放弃了社会责任的承担，是对“民间”与“启蒙”的过于简单化的看法，汪曾祺在知识分子精神与民间精神的联系中不断赋予民间以新的内涵。正如陈思和先生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民间化倾向时指出，“民间立场并不说明作家对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放弃，只是换了知识者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叙事风格，知识者面对着无限宽广、无所不包的民间的丰富天地，深感自身的软弱和渺小，他们一向习惯于把自己暴露在广场上让人敬慕瞻仰，现在突然感到将自身隐蔽在民间的安全可靠：以民间的伟大来反观自己的渺小，以民间的丰富来装饰自己的匮乏，他们不知不觉中适应了更为谦卑的叙事风格。”不可否认，汪曾祺对民间文化怀有强烈的情感认同，然而，这种认同并没有导致他放弃一个现代作家对民间文化应有的批判姿态，丧失现代性立场。民间文化中固然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但是这些精华往往又和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藏污纳垢的独特形态”。汪曾祺在纷然杂陈的民问文化形态面前，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其糟粕做出理性的批判，表现出作家对民间文化形态中潜在的国民劣根性始终充满深刻的忧虑。汪曾祺关注的民间是“文人化”了的民间，这使他和刘绍棠、莫言等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