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天祥和宋代的士人精神
考察文天祥的思想演变发展历程，“忠义”是贯穿他一生思想的一条主线。从文天祥幼年阶段对忠义心向往之到踏上仕途为国担忧以诗言志，直至国亡家破，兵败被俘之后誓不降元，他对忠义的追求和担当一直没有改变。而他的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形成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不可分的，充分反映了宋代士阶层的集体心灵追求。
儒家向来注重节义。一直以来，孔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舍生而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道德目标。然而,五代十国时期,像冯道这样“事四姓十君”朝秦暮楚的一批士大夫的出现，让宋代的知识分子们痛心疾首。欧阳修曾分别在《新五代史》的《冯道传》序论和《一行传》中对这一时期士阶层的“无廉耻”提出了强烈批评，并以之为痛史：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敢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祸而立其朝，充其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正是由于对前代的沉痛反思，宋代的士阶层一直不断尝试着重建国家的纲常伦理，道德体系。有宋一代，不论是理学家还是士大夫，都把“节义”作为宣扬和实践的最高道德标准。
理学家要求以“节义”作为为人处事的准则，如朱熹认为，“义”是人心所固有的至善,出于人之“本心”,出于“天理”。
义者，天理之所宜。
三代君主之所以能称得上仁人、圣人，是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而三代以下，几无完人，即使如汉高祖、唐太宗这样一代盛世开国之君，亦不足称道，因为他们的功业：
“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
陆九渊认为义才是君子应有的品质：
“君子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
周敦颐要求士人能像莲花一样保持节操：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士大夫们以节义相标榜，引领士阶层的风气转化乃至社会风气的变化。
“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
“洁白而有德义，官师之规也”。
“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
这些话，或出自王安石、范仲淹等闻名天下的士大夫楷模们之口，或是天下人对胡安国等严于律己、操守不堕的士大夫评价，这反映出了宋代社会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对“节义”的一致认同。
两宋时期，由于长期面临北方民族的南侵的威胁，士大夫的讲求名节的实践不仅表现在平时的政治活动、日常生活中，更表现在面对异族入侵、家国沦亡之时表现出的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宋史·忠义传》对两宋时期士阶层一改唐末五代之陋，崇尚节义有如下的总结: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
在文天祥一生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是他思想发展的另一条主线。从他的进入政坛以后的各个时期的诗歌、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仕途失意，还是临危受命，他一直对家国怀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在国家危亡之时，他甚至明知力有不逮却不顾友人劝阻毅然毁家纡难，显示出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极强使命感。这一以贯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不仅来源于他个人对家国的理解，更来源于宋代士阶层在政治主体意识方面的全新推进。
“以天下为己任”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观念,儒家一直要求读书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个体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兼济天下”，即所谓“达者兼济天下”。但唐末五代天下动荡、政权反复更迭、武人独夫马上得天下的社会现实，使得士阶层或选择趋炎附势或选择逃避现实，社会责任感几乎丧失殆尽。而两宋时期，推行“右文”国策，提倡科举为草茅而设的选拔人才导向，读书人重新得到尊重，儒家传统得到复兴，士人阶层深感“国家有道”。同时，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得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国家管理层，大量知识分子纷纷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成了国家官僚队伍的主体，逐渐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构架。宋代士大夫现实境遇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提高，直接促使了士大夫归属感和使命感的产生。
余英时先生指出：
宋代的“士”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而且也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的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便是其最显著的标识。
“以天下为己任”一语，出自朱熹对范仲淹的评价。朱熹之所以如此推崇范仲淹，是因为范仲淹率先提出的“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精神具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这种政治主体意识绝不仅仅反映了范仲淹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它更反映了宋代士阶层普遍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变化。有宋一代，由于国家打通了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给予了士阶层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士阶层彻底抛弃了唐代功利主义的士风，他们不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把自身的命运同王朝社稷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忧患意识，不是停留在个人得失的层面，而是到达了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两宋士阶层的共同人生志向。
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欧阳修“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而触发之不顾”，石介“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苏洵“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宋代的一大批士大夫都是这样，他们很少顾虑到自身的荣辱得失，而把“天下”、“国家”命运放在个人命运之上首先考虑。
即使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时，宋代士大夫也从不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逐离京，但他仍在《谢上表》中表示“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欧阳修虽遭受多次贬谪，但对国家的责任感却丝毫不减，“放逐流离，至于再三，而志气自若。”文天祥在进入政坛以后虽然由于过于耿直而受到排挤，但他为国家效力的想法始终没有改变，“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迤。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
正是由于宋代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士阶层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和平时期，这种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推动文化繁荣，社会改革的强大动力，在战争年代，它又成为号召士阶层奋起抗金抗元、救国图强、恢复失土的巨大力量，宋王朝能在内忧外患之中支撑三百余年 ,可以说，士大夫“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精神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