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描写在文学创作里有着极其重要的核心地位，它是突出主题，揭露丑恶伪善的重要性，是构建理想世界的灵魂所在。特别是在小说创作里，人物形象的描写决定着小说创作的成败。一部好的小说，它的人物形象描写往往呈现给社会和读者众多不同的有血有肉的优秀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作家的笔下扮演着形形色色的角色，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和思考。甚至成为了某个时代的象征，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思想或精神生成及其走向。
这是伟大的小说家的成就。人们在记住小说里人物时，也铭记下了作家本人。既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思想或精神生成及其走向，那么我们就来探讨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我们所熟悉的俄国作家、思想家托尔斯泰和挪威的剧作家、诗人易卜生，前者是批评现实主义作家，后者是现实主义戏剧创始人，一个批评现实主义，一个提倡现实主义，但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发现了他们小说里的人物形象的相同处和不同处，就拿《安娜·卡列尼娜》和《娜拉》这两部著名的小说来探讨吧。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易卜生剧中的娜拉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著名的两个典型叛逆女性形象。许多评论认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女主人翁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她坚定不移地追求新生活，不屈从社会环境的压力，敢爱敢恨，最终以卧轨来结束美丽的生命，是“以死来表示抗议，用生命向那个罪恶的社会提出强烈的抗议和控诉”。而易卜生的《娜拉》里的女主人翁则是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形象。她与丈夫海尔茂的决裂，暴露了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好坏矛盾冲突，她在用力关上大门的那一刻，她挣脱了男人的奴役的“牢笼”，表现了娜拉的精神觉醒；实际上，她们都生活在奢华的上流社会，但她们的女性的命运却是相似的——“贵妇人”的不幸。
作家设置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时代的需要。借助她们来批评社会的丑陋和残暴。安娜·卡列尼娜和娜拉都生活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奢华地过着某种“幸福”的生活。她们并不是一个真意义上的.“人”，她们只是男人的世袭财产中的一部分。她们对于男性来说只是一件商品，附属品和生孩子的工具罢，而不是与“丈夫”平起平生的“妻子”。
两部小说里，女主人翁都在物质上占有富贵荣华，然而在精神上却是脆弱的，一贫如洗的。小说通过婚姻，赋予她们在上流社会中的一份权利，甚至包括财富，但是她们必须放弃世俗的性的欲望，忠诚地把她们的身与心奉献给社会要求的“责任”与“义务”。从某种意义来说，她们是做到了，且生活得非常“幸福”，然而，当她们清醒过来时，发现这不是什么幸福。
在易卜生的《玩偶世家》里，起初，娜拉在家庭中像只活泼快乐的小鸟，她全身洋溢着甜蜜的幸福感，她又唱又跳，不停地感叹：“活在世上过快活日子多有意思！”当“借据事件”发生后，面对克洛克斯泰的要挟，她依然没有改变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爱情的执着，因为娜拉坚信自己的丈夫是深爱她的，她曾对阮克大夫说：“为了我，他会毫不踌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丈夫海尔茂的翻脸和愤怒彻底粉碎了她的美好想象，同时也使她痛感爱情的幻灭和自我的失落。作为一个女性，娜拉需要的首先是丈夫对她的真情实意的爱，是能像她那样，为了爱，可以为对方牺牲和付出一切。然而使娜拉失望的是，海尔茂为了世俗的名誉地位，竟将爱情和妻子抛至一边。失去小家庭的温馨甜蜜和丈夫爱的娜拉仿佛从云端跌入深谷，使她绝望婚姻的美满和被爱的幸福。娜拉对自己的命运展开了强烈反抗，毅然地选择了离家出走。
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小说在描写安娜在谈到与卡列宁婚后的生活时曾说：“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他动不动就侮辱我，自己却得意洋洋”，显然，安娜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她隐约觉得这场婚姻断送了自己，她从未感觉到生活的愉快与乐趣，而是过着压抑、沉闷的生活。但是，安娜并不打算改变生活，而是顺着社会的要求去承担一切，直到渥伦斯基的出现。小说里描写到渥伦斯基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她故意地竭力藏住她眼睛力道光辉，但她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中闪烁着。”这段富有感情的肖像描写，生动地描绘出一个生活在牢笼般家庭里整整八年的女性，当安娜看到新世界展现她面前的时候，内心所产生的却是那种激动不已的心情。通过安娜那双光辉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热切渴求真正的爱情，充满着无比热情和无尽生命力的女性。而安娜为了追求爱情，经过痛苦地内心挣扎后，决心离开丈夫和儿子，投入了渥伦斯基的怀抱，投入炽热的爱情中。
然而，随着小说的进展，安娜尝到幸福的滋味时，渥伦斯基转而冷淡的态度与安娜内心的谴责使她的精神濒于崩溃。她清楚地认识到渥伦斯基只是为了一时的情欲与自尊而追求她，而不是爱时，她彻底崩溃了，并做出了卧轨自杀的抉择。我们先不论安娜迷离家庭而遭受的结局是否值得，但安娜的叛逆却是对男权中心世界权威的挑战，她顶受着丈夫、宗教以及社会圈所给与的压力，而毅然选择了追求真爱，发出了“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的呼声，她的精神确实值得人们称赞。
虽然两位女性都对社会，对家庭，对命运展开强烈的反抗，表现出叛逆的性格，但是安娜与娜拉这两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在个性特征和心理情感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差异的。安娜虽说离开死气沉沉的家庭和从来不懂感情的丈夫，而且又有情人渥伦斯基对自己的疯狂追求，但她逃脱不了上流社会对自己的敌视与排斥，即便如此，安娜在离家之前还是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她在与丈夫卡列宁决裂和情人渥伦斯基相爱的过程中，内心始终充满了矛盾、焦虑、不安、痛苦和内疚的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安娜在追求爱情的艰难征途中，内心深处和情感世界呈现出了微妙复杂的变化和丰富的内涵与层次，才使她具有了更高的艺术真实性和审美价值，这也是作家托尔斯泰所想要的。相反，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在认清了海尔茂的卑劣性和原先爱情生活的虚伪之后，便干脆利落，坚定不移地作出了与丈夫分手的决定，当海尔茂用女人“对丈夫对儿女的责任”和法律以及宗教来指责，要求娜拉时，娜拉却回答道：“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我不相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最后娜拉还表示：“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可以看出，娜拉的自我意识明显增强了，对过去一切似乎合理的存在开始产生深刻的怀疑，并成为一个坚定果敢的女性。许多评论常把娜拉与丈夫的争论和她义无反顾的离家选择视作其性格的闪光点，我认为这是从人物的思想层面来作判断的。如果从小说的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娜拉缺乏的恰恰是女性情感的丰富性和心理变化的复杂性。
我们如果拿易卜生的《玩偶世家》解读是娜拉与丈夫发生矛盾离家出走，是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女性想要告别旧生活，追求新生活的简单性的话，那么，托尔斯泰下笔的安娜与丈夫分手，跟随情人私奔到最后卧轨自杀，则是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女性追求爱情自由，追求新生活的艰难性和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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