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红高粱》是一部自由的小说
《红高粱》系列的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红高粱》这部小说，我自己是把它作为长篇来看待，刚开始写的时候没想到要写一个长篇。 写完《红高粱》这个中篇之后，接下来的约稿就很多，我也就觉得余兴未尽还似乎可以接着写。《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就是在1985年、1986年这两年一鼓作气写的。这5部中篇是可以独立成篇的，但它们之间又有联系，人物是连贯的。而且很多情节是交叉写的，时空打得很乱，画面切割得很碎。因为小说的叙事主人公实际上是“我”。小说还有一个视角，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我父亲”这样一个复合的视角。为什么要采用这么一个视角?我想，这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我觉得，如果我用第一人称来写战争场面，把我变成了八路军的一个战士，或者变成了小说的主人公，那我觉得很难进入。因为我毕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如果用“他”或者用“你”来写，又感觉到一种全职视角写出来有隔膜。如果我用了“我奶奶”，那么我想，就把历史上的人物，把我的祖先跟我自己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我，可以用一个现代的人跳出小说之外来评判小说人物，我还可以以一个后代儿孙的身份来评判我的奶奶、我的爷爷，我也可以跟他们融为一体，代替我的爷爷、我的奶奶的思想来感受小说描写的战斗环境，来感受他们受了伤以后身上所感受的那种痛苦。他们的饥饿、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变化，这样一种视角，跳进跳出，获得了巨大的自由。
有一年我去东北看“二人转”，突然感觉二人转这种形式就是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就跟《红高粱》的结构模式都很像，就两个人在台上，两个人一会儿进入了唐朝，一个扮演李世民，一个扮演程咬金，两个人对唱。突然又进入当下的场景，他们两个是一对搭档或者是一对夫妻在互相调侃，互相给对方进行各种各样的无伤大雅的侮辱。像相声演员一样。台上的二人转演员突然跟台下的某一个观众开起了玩笑。“这位大哥，昨天带着嫂子来怎么今天没有带来?怎么昨天带了一个嫂子今天又带来另外一个嫂子。”是吧?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进行了一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一转眼突然又回到了台上去了。我想，二人转的演员在小小的舞台上，两个人不断地跳进、跳出，构成了三个叙事空间：一个是舞台进行时的他们，两个演员之间的交流;一个是他们作为一个演员和台下观众的交流;一个是他们所进入了他们所演唱的历史故事当中，这种历史的、他们所扮演的人物与其交流，实际上有三个叙事的层面。
所以说，我们可以完全把它借鉴过来作为小说结构方式。《红高粱》无疑跟二人转叙事的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重合。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构，实际上给作家的写作带来了非常大的自由。你没有必要写完全有距离的历史的真实，你可以在小说里，甚至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你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写一部历史小说，你必须要装成煞有介事的样子来写，你要讲求真实、讲求事件的准确。如果用这种“我奶奶、我爷爷”的叙事方式，就可以把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小说里表现出来。就说我奶奶到底死了没有，在当时到底是中了一发子弹还是两发子弹，她在受了伤以后马上就去世了还是两天后才去世的?这个我不知道。我在小说里直接这么说。我只是听谁谁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可以换一个说法来说，我后来又听另外一个人说，不是那样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作家写作的时候完全是天马行空的。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完全是穿插自如的。我们现在不是讲究穿越吗?我想《红高粱》实际上也是一种穿越。历史和现在甚至我所描写的这场战斗。这个历史事件，前世就是奶奶在牺牲的那一瞬间，忽然想到了她自己的青年时期跟爷爷的一场恋爱或者一场幽会，等于把历史又往前推进了一步，非常的自由。
《红高粱》这部小说，实际上就是一部自由的小说，它所以获得这样的自由，就在于小说叙事的视角的开放性。就是有一个“我”作为叙事者，加上“我奶奶、我爷爷”这样的人称叙事，后来我把五部中篇合成了一部长篇叫《红高粱家族》来出版，所以，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完《红高粱家族》之后，紧接着我写了第二部长篇《天堂蒜薹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