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译诗是用另一种文字去翻已成的东西，原诗的概念、结构、修辞、音节都是现成的;就比是临字临画，蓝本是现成的放在你的当前，尚且你还觉得难。你明明懂得不尽诗里字面的意思，你也分明可以会悟到作家下笔时的心境，那字句背后的更深的意义。但单只懂，单只悟，还只给了你一个读者的资格，你还得有表现力——把你内感的情绪翻译成连贯的文字——你才有资格做译者，做作者。”(《葛德的四行诗还是没有翻好》)
而诗歌翻译的难点和关键，在他看来就是如何把握原作的形式和神韵，在汉语表述中寻求两者的统一。如果拘泥于形式与字数协韵，那就浅了神味;如果过于专注于神情，结果又写成另外一首诗了。因此，“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他的形式，也不单是他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一个译诗问题》)。
不过，凡事能意识到要害已属不易，说到又要做到就更难了。徐志摩的翻译，尽管不时有许多精彩的亮点，但总体成就毕竟有限。用他的学生、诗人卞之琳的话说，志摩的诗歌翻译，总体上是现代诗歌翻译童年时期的产物。这果然与徐志摩对中西诗歌音韵和体式方面的造诣有关，也与他的诗情气质和所心仪的诗风紧密相连。在徐志摩短暂的文学生涯中，其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19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在情调上也没有超出19世纪英美浪漫派诗歌及其20世纪余绪的范畴，卞之琳的概括大致符合实际情形，而究其原因，又离不开徐志摩所处的文化环境。
徐志摩留学英伦时，英国文坛正处于新旧文学交替并存的时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着各自的影响;与此同时，欧美各种现代主义流派作为新兴的文学思潮，也几乎同时兴起。其中，意识流文学直接在英国发生;美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庞德和艾略特，也常常转辗于英美之间活动;其他如德国的表现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文学，对英国文坛也有影响。徐志摩身处期间，多少都有所接触和濡染。不过，青年徐志摩对这些纷乱又并存的新旧思潮，是什么都有趣，什么都新鲜，却没有明确的时空观念，也就是说，并不明白它们的先后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