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由徐志摩与林徽因陪同，泰戈尔拜访了末代皇帝溥仪及陈三立、齐燮元等人。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不在北京。5月12日泰戈尔又在北京真光戏院演讲，演讲后因病而在西山休息。
5月20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去太原，想寻求合作推行泰戈尔的农村建设计划，阎锡山宴请了泰戈尔，并同意把晋祠一带给泰戈尔作试验基地。所谓“农村建设计划”，实际上是把泰戈尔在印度试验过的农庄建设事业，在中国大地进行试点、推广。泰戈尔的助手、秘书、英国农业专家恩厚之也在英国达廷顿庄办成了新型的田园农庄。在徐志摩看来，农村建设计划实施后，农民可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多余劳动力有了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发展。实现这一计划在当时也并非易事，后来徐志摩在1929年6月28写信给恩厚之，信中说：当时中国政局动荡，政策多变、腐败，社会治安问题严峻，难以进行。
离开太原后，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到武汉，再坐船回上海。5月29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去日本东京，又送泰戈尔到香港并相约在欧洲再见。送走泰戈尔后，徐志摩将泰戈尔在中国、日本的演讲稿与诗歌泽成中文，演讲稿有《国际关系》、《科学的位置》、《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等等。泰戈尔也将在华的演讲稿编成《在华谈话集》于1925年2月在印度出版，书中有梁启超作序，书的扉页上写道：“感谢我友徐志摩的介绍，得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相见，谨以此书为献。”
后来，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来信约徐志摩在欧洲与泰戈尔相聚，但当徐志摩于1925年4月赶到法国时才知道泰戈尔因病已提前回国。1925年秋徐志摩为曾先后任教育总长与司法总长的林长民出面代表段祺瑞政府邀请泰戈尔再次访华，后未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