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7月乙酉，定案“元祐奸党”17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9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4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9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309人，李格非名列第26。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慧星出西方，太白昼见，沼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dang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令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净臣，不得杀读书种子。刻石铭碑，藏于禁中，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不敢断言。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中，尚属礼遇，大体而言，刻薄是有的，残暴还说不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意儿，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