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第二忧是忧君。他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就是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想着“君”。而他所说的“君”则代表国家。
无论过去的皇帝还是现在的总统、主席，虽权在一人，但却身系一国之安危。忧君便是忧国。于是，以“君”为核心的君民关系、君政关系、君臣关系便构成了一国政治的核心部分。明君贤臣、昏君奸臣，抑或懦君庸官就决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质量。忧君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说真话，提意见，犯颜直谏，“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范仲淹因为对君提意见，说真话，前后三次被贬出京城。
范仲淹1028年经晏殊推荐到京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可以常见到皇帝的近水楼台。如果他会钻营奉承，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宦官、近臣如高逑、魏忠贤等都是这样爬上高位的。但是范仲淹的“忧君”，却招来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谪贬。
原来，这时仁宗皇帝虽已经20岁，但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朝中实际上是两个“君”，一个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个实权之君刘太后。这个刘太后可不是一般人等，她本是仁宗的父亲真宗的一位普通后宫，只有“修仪”名分，但她很会讨真宗欢心。皇后去世，真宗无子，嫔妃们都争着能为真宗生一个孩子，好荣登后位。刘修仪自己无能，便想出一计，将身边的一位李姓侍女送给皇帝“伺寝”，果然生下一子。但她立即抱入宫中，作为己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刘随即因此封后。真宗死后她又当上太后，长期干预朝政，满朝没有一人敢有异议。范新入朝就赶上太后过生日，要皇帝率百官为之跪拜祝寿。范仲淹认为这有损君的尊严，君代表国家，朝廷是治理国家大事的地方，怎么能在这里玩起家庭游戏。皇家虽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礼国礼不能混淆，便上书劝阻：“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干脆再上一章，请太后还政于帝。这一举动震动了朝廷，那太后在当“修仪”时先夺人子，后挟子封后，又扶帝登位，从皇帝在襁袍之中到现在已20年，满朝有谁敢置一喙?今天突然杀出了个程咬金，一个刚来的图书校勘管理员就敢问帝后之间的事。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这种不懂家规的臣子?他即刻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任副长官——通判。他第一次进京。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阁只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