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和我们凡人就是不一样。
我若是面对“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景象，肯定会像“迁客骚人”一样情绪低落，面对“春和景明，皓月千里”的景象，则肯定会像他们一样心旷神怡。我无法跳出俗人心理，做不到异于“二者之为”，修炼不成“古仁人”。
我又想，如果真有一位范仲淹先生所说的“古仁人”站在我身边，则何如？当我因浊浪排空而情绪低落时，他表情凝重。我问他：“您在想什么？”答曰：“忧吾君。”我大佩服。待到我因春和景明而心旷神怡时，他先生依然表情凝重。我问他：“您在想什么？”答曰：“忧吾民。”我特佩服。赶紧溜走，害怕自己的俗气污染了圣人。
此种人似乎只能敬而远之。
由此看来，大家不愿当圣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拿着劲儿活着，太累了。
以愚之见，如果大家真的把范仲淹先生的观点落在实处，会严重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把美景道德化，政治化，太可怕了。
触景生情本属人之常情。范仲淹先生的意思是应该避免此种人之常情，要灭“情”入“理”。然而这种“理”并非理性和理智，而是“天理”。这不是将正常情感升华，而是压抑它。所以《岳阳楼记》有一股“存天理灭人欲”的味道。
我如何判断范仲淹先生的“理”属于“天理”呢？
因为如果不是“天理”，就需要论证，就需要说明这样做的充分理由。可是你看，范先生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不打算做任何论证的。为什么这样做就合理？为什么只有这样才算“仁人”？古代究竟有多少“仁人”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据我看孔夫子也没做到）假如一个社会真的人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出现何等怪异的局面？这些，范先生都置之不论。无须论证之理，如果不是假设，就只能是“天理”了。
《岳阳楼记》是一篇比较典型的“传道”型文章，作者很少在“说服”上下功夫，他是在“宣讲”，在“代圣人立言”。据我所知，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之前并未亲身到过岳阳楼。那就是说，文中的景色描写和游客心态描写，都是虚拟的。这和孟子虚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例子是同一种办法，表现了占领道德制高点者异乎寻常的自信——我已经真理在手，剩下的任务只是用尽可能吸引人的办法加以传播，不必拘泥什么真实性和逻辑性的。
很多人都认为“文革”是反对孔孟、破坏传统文化的。这是一种相当片面和肤浅的看法。其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说法，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思路是很相似的，相承一脉。而范先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克己思路，与文革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也是血脉相连。“文革”中甚至要求每个人都“心里装着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这是比范仲淹先生更彻底更激进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文革”的有些理念，确实是反孔孟的，例如“造反有理”，但是从整体上看，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做支撑，“文革”是发动不起来的。“文革”在很多方面不但不反孔，反而是把儒家的一些理念推向了极端，要认真往全民落实（六亿神州尽舜尧）。
《岳阳楼记》我初中就背下来了，至今未忘。真是写得漂亮，堪称绝唱！重读此文，愚以为范仲淹先生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己跟什么人走，做什么样的人。树立一种道德高标，不是不可以。然而作为现代的语文教师，对此事只可提倡，不可强求。我一向认为基础教育没有培养圣人的任务，它是培养合格公民的。
而从作文角度说，这种“传道”式“宣讲”式的文风，则不宜提倡。按这个路子写文章，倘不具备范仲淹那样闪光的才华，则不但会弄得“假大空”，而且将充满陈词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