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论及文学文体问题时就曾指出:“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2]别林斯基的文体意识明确指向作品的内在精神,突出强调创作主体的个性化体验。说明文体实质上是富于作家艺术个性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它首先指向创作主体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遗憾的是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人们对文体的阐释往往囿于单纯的技巧或形式,散文领域亦无例外。由此直接导致散文创作或者是对形式技艺的过度加工,或者是作品内在精神显得浅薄或矫饰。余秋雨散文对精神内涵、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强调为当代散文文体作出了富有启示性的阐释,并提供了可贵的范式。
这种散文文体意识带来了余秋雨散文文本浓厚的主观感悟色彩。他的散文虽然多以游记形式出现,如《文化苦旅》、《行者无疆》等,但与一般游记篇章大有不同。其笔墨所涉虽然表层也在访山问水,却不似一般游记重在“潇洒一游”。亦即说余秋雨的目光并非止落于对一个个无声景点的形象摹写,整体叙写经营也不是首先重在技艺精巧的追求。他散文笔下的客观风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家对社会历史文化省思的介质,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才是创作思维营构的主导。如记写我国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风雨天一阁》实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3] 它重在表达作者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体悟,因而叙写“天一阁”的历史变迁实际上成为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表层依托, 全文精髓在于作者对以“天一阁”主人范钦为代表的一类传统优秀知识分子“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4] 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的人格光辉的揭示与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