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不可思议的社会性痴迷(2)

2018-07-20余秋雨

  其二,建立家庭戏班的热潮。

  元代剧坛也有家庭戏班的概念,那主要是指以一个家庭的成员为演员班底的营利性流浪剧团;我们这里所说的明万历以后的家庭戏班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是指士大夫家庭中置备优伶以供自娱和待客的戏班,主要演唱昆曲。这种家庭戏班,从万历到明末,在上层社会中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几乎成为一种习俗,一种生活等级的标志。尽管家庭戏班没有留下太多详细的资料,只有当时人不经意地在某些诗文笔记中约略提及,现代研究者仍然从中发现一大批著名的家庭戏班,至少随手举出数十个是不困难的。

  家庭戏班的建立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不仅要多方物色优伶,延聘教习训练女乐优童,还要由家班主人寻访或自撰剧本,营造演出用的场所,或戏台,或厅堂,或戏船,此外还要为演出张罗筵席,探讨技艺,参与竞争……这一切使得家班主人不能不把日常精力的极大一部分都耗费在昆曲上,并力求使自己也成为一个昆曲行家。如果这样的事情只是发生在个别富豪之家那倒也罢了,但事实上这在明代后期已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一种戏剧审美方式如此强悍地闯入这么多上层家庭的内部,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嗜好,甚至成为他们争相趋附的生活方式,这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在以往的中国戏曲史研究上,这种家庭戏班常常被斥之为“世纪末”士大夫阶层奢侈、糜烂的生活表征,这是以社会学取代了戏剧学。从戏剧学的视角来看,家庭戏班呈现了昆曲艺术社会渗透力的某种极致,也透露出昆曲艺术的美学结构与中国宗法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层对应,与庭院式演出空间之间的深层对应,与士大夫文化心态之间的深层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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