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由人”在中国下层社会的某些群落获得了呼应。我所说的这些群落不是指穷人，劳苦大众是被物质约束和自然约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一群，不能不循规蹈矩，并无自由可言，贫穷不等于高尚却也不直接通向邪恶;我甚至不是指强盗，强盗固然邪恶却也有自己的道义规范，否则无以合伙成事，无以长久立足，何况他们时时以生命做为行为的代价，冯道、杜周、费无忌他们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我当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价虽然不是生命却也是够具体够痛切的，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方面，她们都要比官场小人贞洁。
与冯道、杜周、费无忌这些官场小人呼应得起来并能产生深刻对位的，是社会下层的那样一些低劣群落：恶奴、乞丐、流氓、文痞。
除了他们，官场小人再也找不到其它更贴心的社会心理基础了。而恶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窥知堂堂朝廷要员也与自己一般行事处世，也便获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有资格自称“朝中有人”的皇亲国戚。
这种遥相对应，产生了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就象电磁的两极之间所形成的磁场，一种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应强劲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会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呢?人们后来处处遇到的小人，大多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职业性的恶奴、乞丐、流氓、文痞，而是中间地带非职业意义上的存在，人数多，范围广，渗透力强，几乎无所不在。上层的社会制度可以改变，下层的社会渣滓可以清除，而这种中间地带的存在将会是一种幅员辽阔的恶性遗传，难以阻遏。
据我观察，中间地带的大量小人就性质而言，也可分为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这几类，试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