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何为文化》之2:利玛窦说(3)

2018-07-21余秋雨

  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便是防守型而不是进攻型的证明。我在中东和欧洲见到不少进攻型的城墙,总是围成一个大圈,用的材料是刚刚被破坏的古典建筑残片,里边造了很多马槽,只等明天一开城门,蹄如箭发。经过反复对比,我终于强烈感受到,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干什么的了。

  即使具有马背上的尚武精神,中国军人也主要是为了守护疆土、排除干扰,偶尔有一些边界战争,但也仅止于此。即使有些使者远行万里,也是为了《尧典》所说的“协和万邦”。明代的大航海家郑和七次大航海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对于所到之地并无领土要求。从郑和本人到每一个水手,一丝一毫都没有这种念头。而且正如大家知道的,他七次大航海结束后,朝廷又是长期的闭关自守。这与晚他六十年的欧洲航海家哥伦布等人发现新大陆相比,就完全不同了。不同在行动,但行动的背景是文化。

  这种非侵略性的特点,也护佑中华文明成为所有人类古文明中传之今日的唯一者。因为在古代,一切军事远征都是文明自杀,或迟或早而已。

  这个观点也获得了现代国际学术界的支持。三十多年前,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EdwardMcNallBurns)和菲利普?李?拉尔夫(PhilipLeeRalph)合著的《世界文明史》(WORLDCIVILIZATIONS)第一部分第七章第一节写到中国文明时,曾经这样说: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有地理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过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精神约束了它的向外扩张。

  我认为这两位学者说得很内行。

  漫长的历史,沉淀成了稳定的民族心理。中华文明的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发生过大量的血腥争斗;但是对外,基本以和平自守的方式相处。它大体上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型文明。国际社会一次次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只是一种被利玛窦神父早就否定过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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