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张爱玲为什么会成为20世纪中国最为彻底的唯美主义者?童年、少年时期的生活对她的影响相当深刻：煊赫门族渐次散去的繁华喧闹导致了她对时间流逝的异常敏感，父母之家的分裂更导致了她观察人生、世界的“眼光”的分裂。下面是记录张爱玲事迹的作品《张爱玲传》第6章《港战中的印象》，我们一起阅读了解吧。
张爱玲一心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窗外事正多，不由分说地来影响她的命运。1942年12月，日本人进攻香港，中断了她埋首书本的学生生活，几年前因为欧战，她未能如愿去英国读书，这一次她毕业后赴英国深造的计划再次受挫。不过对她不久以后就将开始的写作生涯而言，学业的中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到此时为止，张爱玲一直生活在一个与社会保持着相当距离的封闭环境中，她的人生经验差不多全是家庭生活提供的，对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了解大多来自阅读以及其他形式的间接体验。战事使她得到了一次直接与社会照面的机会，从战争爆发到她离港返沪，中间只有很短的时间，而且以她的内省与疏离的倾向，她依然扮演着被动的角色，但是如她自己所言，这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对她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关键是她的“身世之感”中注入了更多非个人性的内容，她的个人经历与一种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更广大的体验衔接了起来。如果说在开始写作生涯之前，张爱玲已经拥有一个相当完整的经验世界，一个稳定、成熟的人生观，那么可以说，港战中的经历为之补上了最后的，也是重要的一笔。
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香港的抗战是英国人的抗战。开战的消息在这里并没有像在内地那样激起高涨的民族情绪。张爱玲是个冷眼的旁观和体验者，像她周围的大多数人一样，映现在她眼中的战争不是它的政治色彩、民族色彩，而是它的灾难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英军的一座要塞挨着港大，日军的飞机来轰炸，她和同学们都躲到宿舍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听着外面机关枪响着如同雨打残荷，有说不出的惶恐和恍惚。几天禁闭过后，港大停止了办公，有地方可去的同学都走了，张爱玲随了一大帮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领了证章参加守城工作。此举是出于不得已，她倒不是要做志愿者：学校已关门大吉，离开学校她便无处可去，吃住都无着落。可是领了证章也不见得就得了保险，战事期间到处都乱作一团，像她这样的防空团员只能分到米和黄豆，没有油，也无燃料。张爱玲原本不善自理，更未对付过这种日子，也许是无从措手，也许是懒得动手，她接连两天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
她对饥饿的体验毕竟是肤浅的、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体验到了人生的安稳是何其脆弱。在灾难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她回忆围城中的感受时这样描述道：“……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仍然是一种不安全感，只是它现在已不仅仅是建立在纯粹个人遭际的基础上，而获得了更广阔的视景。同时，由于战争带来的破坏与一己环境中的不和谐相比更是无从捉摸、无从控制的，因此不安全感也就来得分外强烈。就在这样的感受中，张爱玲升腾起自己关于个人命运的玄思：社会、历史的运作有如天道无亲，个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他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间，根本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自觉的努力、追求“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面对一己人生的沉浮变幻，人唯有茫然、惘然。
这样的想法后来成为她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往明确里说，也可以讲是她对人生的稳定把握的一部分。战争、社会性的运动等等非个人的人类行为在她皆表现为惘惘的威胁，无情地侵入个人的世界，不由分说地将个人裹挟而去。此后张爱玲还将通过自己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一再向自己印证这样的认知。比如，1949年以后到她离开祖国大陆这段时间里她的所见所闻所感，就肯定再次对她证明了惊天动地的变革面前，个人世界的安稳是如何难以守护。所以她的小说尽管大多不是社会性的，然而超出那些沉醉于封闭世界的浑然不觉的人物的视界之外，读者总能隐约意识到故事后面是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不管后来她如何深化和丰富她的认知，她的这种忧患意识首先是在港战中获得的，在《倾城之恋》的结尾，她借着对白流苏命运的议论，将她在港战中的感受直白地表达出来。
可以让她对个人命运产生惶惑、迷惘之感的一个具体事件是佛朗士教授的死——这是港战期间对她触动较大的一件事。佛朗士同其他英国人一样被征入伍，张爱玲还记得开战以前，每逢志愿兵操演，这位豁达幽默的教授总会带几分调侃拖长了腔调通知他的学生：“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开战后的一个黄昏，佛朗士回到兵营里去，一边走一边思索着什么问题，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便开了枪。令她感叹的还不是佛朗士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决无“求仁得仁”的壮烈，而是这位有几分玩世的教授其实对保卫殖民地并无多少热情，他之入伍亦无多少“志愿”的成分，不过是无可无不可的随波逐流，不欲有异于众而已，谁知竟莫名其妙送了命。换了坚定的历史唯物论者，或许会以必然、偶然、不可免的牺牲之类来解释此事，但是对于张爱玲，理论是从来没有说服力的，她不能不感到人类行为的荒诞、不可理喻，也不能不从佛朗士的命运去怀疑世上是否真有所谓因果的法则。不知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她述及此事时用了“枪杀”一词(“我们得到了佛朗士教授被枪杀的消息”)，或许她觉得这个字眼犹能传达出某种荒诞感，以及这意外事件中包含的人生讽刺?无论如何，此事给她印象之深是显而易见的。她颇有几分动情地感慨道：“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除了对胡适之，我们还很少看到她对谁有这样的追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