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的冬天比上海冷。”他说。
她和悦地表示同意。他在附近的一块界碑上坐了下来，问她在上海的时候住在哪里。原来离他家里不远。她说那地方倒是有一样好，菜场只隔两条街，买菜很方便。
她今天似乎话特别多，和平常两样，他觉得很高兴。一路谈下去，她问他家里有多少人，多少佣人，独自住一幢房子还是与人合住，上海的亲戚朋友多不多。他突然发觉她原来是在打听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似乎在探他的口气，希望他能替她在上海找一个事。如果可能话，再替她丈夫找一个。
他对她非常感到失望。自从这一次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她谈话了。
他经常地写信给他的妻子和朋友，走三十里路到镇上去寄信，寄了信，就在一个饭馆子里午饭——饭或是面，加上冬笋肉丝，豆腐衣炒青菜，煎鸡蛋之类。每隔七八天，总来这么一次远足旅行。他盼望这旅行的心，越来越迫切了。
然后有一天，王同志来看他，问他可有什么信要寄。王同志要到镇上开会，可以替他代寄。
顾冈发现他自己竟愤怒得浑身颤抖起来。隔这么些天吃这么一顿饱饭，都不许他吃吗?然而，他极力抑制住了自己。当然，他每次到镇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随着他，刺探他的行动。但是他自己掏腰包吃一顿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会反对的。因此而对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没有信要寄”他微笑着说。他昨天晚上写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书压在上面，因为封不牢。自然胶水“面向大众”，跌了价之后，就不粘了。
这样瞪着眼说谎，真是太危险的事。如果王同志刚巧拿起这本书翻翻，看见底下压的这封信，他一定当是信里有点什么秘密。不然为什么不敢给别人去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