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
写实小说的本质是如实描写真实的人物和生活，并由此获取审美的价值。写实小说在中国历史悠久，最初与史传文学关系密切，之后便发展出“讲史”的历史演义小说，再后来又衍生出世情小说这一支派，并逐渐推行开来，出现了《红楼梦》、《金瓶梅》等经典之作。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主要是20世纪的40年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特定的时代，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并存的局面。在“孤岛”上海，作家们面临着“言”与“不言”的双重压力，于是在政治和风月之外，将目光转向写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张爱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摆脱主流文学的影响，用自己的传奇故事营造出一个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关怀的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于是，张爱玲非常重视继承写实小说的传统，摒弃了写实小说中常见的因果报应和教化宣传对小说形式的禁锢，以平淡、自然、真实的笔触摹画生活。
张爱玲早期的《传奇》皆有所本，后来的小说更是尊重真人实事。其小说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写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间习俗为特色，以对两性关系、婚恋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讲述为叙事重点，并注重传达出苍凉的生命体验，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上海普通市民阶层的风俗画。小说所表现的人物突出为两类市民形象：一类是生活在大宅院里，在赌博、玩歌女的生活中静待历史淘汰的遗老遗少;另一类是生长在街头里巷，在繁琐的世俗生活中寻求安稳却屡遭磨难的小奸小坏的小市民。他们是软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却是这个时代最广大的负荷者，在他们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学真实可信的基础。
张爱玲认为，真实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在张爱玲看来，作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应该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和心理轨迹去创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违背生活的真实。香港之战虽然使白流苏和范柳原多少有了些变化，但如果硬要给他们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艺术创作上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