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她说她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闰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瓷碗，是一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啰啰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爸爸知道么?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为什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