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就大不相同了。5月4日那天，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的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师生在天安门前集合，先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抗议，但被阻挡而无法通过。愤怒的学生奔赴在山东问题上负有严重责任的曹汝霖家采取激烈行动，不少学生被捕。第二天，北京大专院校总罢课，中学生也参加进来。运动迅速推向全国。5月7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集会抗议。9日，是当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许多学校停课一天，许多工商团体停业一天，各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天。6月3日，北京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传来，许多工厂的产业工人宣布罢工。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载：“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中国工人开始以独立的姿态、以如此规模的行动走上政治舞台，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此外，各地纷起响应，其中特别激烈的有济南、天津、武汉、长沙等。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大地似乎笼罩在一片黑暗中，革命处在低潮。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着中央政府，正在叫嚣“武力统一”。环顾海内，仿佛没有什么足以同黑暗势力抗衡的力量。谁也没有想到，在原来相当沉默的民众中竟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大风暴来。一场暴风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冲刷，常常可以使大群大群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运动中，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这种成千上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多少年也难以达到，也不是几个刊物或者几次演讲的影响所能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