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关于债务承担的性质，学者们又很大的争论。但有一点，他们达成了一致，就是债务承担是一个处分行为，但处分的客体是什么?有的认为是债务。假使认为处分的是债务，那岂不是承认了民事主体可以处分自己的义务!这时，权利人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这是一个危险区。但债务人享有的有不是权利，那么，他处分的到底是什么?根据拉伦次的观点，处分权的客体不仅有权利，而且还包括法律关系。依此类推，债务承担处分的整个债务关系，但由于债权人也是整个债务关系的当事人，所以，债务承担需要债权人的同意。但是，债权让与出分的就可以说是权利即债权，所以，不必经过对方的同意。
其次，是关于要因行为和不要因行为的划分。在不要因行为的体系中，物权行为是其典型。我们都知道物权上的履行行为正是为了执行债权上的基础行为，但物权上的。履行行为的效力，原则上不受债权上的基础行为之有效与否的影响。这就是说，即使买卖合同因某种原因不生效力，根据物权发规定，从事的移转所有权的行为通常仍然有效，除非该行为本身具有能导致无效之法律后果的瑕疵。债法上的基础合同的瑕疵，原则上不影响为执行该基础合同而从事的物权法上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我们把这种将物权行为同作为其基础的负担行为作严格的分离的做法，称之为物权行为的“不要因性”。不仅，物权法上的法律行为是“不要因的”，即它们的效力与其基础行为之有效与否无关;而且，其他处分行为通常也是不要因的，如债权的让与。与此相反，负担合同通常是要因的。所谓“要因”是指负担合同本身包括一个“原因”，即承担义务的法律目的，这个法律目的同时也表明了负担合同所追求的经济目的。对要因行为，人们从其本身出发即可理解之，而不再另外需要行为本身以外的其他行为和法律关系中所包含的目的原因。要因的负担行为之典型是“双务合同”，如买卖、租赁、赠与和承揽合同等。在这些合同中，一方之所以承但给付义务，是因为他要因此使另一方承担对待给付义务。一方承担义务的目的产生于负担行为本身，该目的就是要使另一方承担义务。出卖人之所以承担将买卖物的所有权移转于买受人的义务，是因为他要使买受人承担支付价金的义务，反之亦然。一方时令一方承担义务，是一个在其本身承担义务之外，但根据法律行为的内容为每一个行为人所明确期待的、其他的法律效果。因此，我们不应将法律行为的经济目的看成是行为人承担义务的原因或法律原因，而应把行为人在从事法律行为是根据该行为的内容所期待的、超出其本人承担的义务的、其他的法律效果视作承担义务的原因。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负担行为并不总是“要因的”。例如，汇票出票人的负担行为就是不要因的，票据法上的其他票据行为也是与其基础法律行为相分离的，因此，它们都是不要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