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缪伯英》读书笔记

2021-06-18读书笔记

《青春缪伯英》读书笔记

  缪伯英同志是我党的第一位女党员,也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躯。下面是《青春缪伯英》读书笔记,希望对你有帮助。

  《青春缪伯英》读书笔记【篇一】

  初试“工读互助”

  缪伯英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职员家庭,世代书香门第。父亲缪芸可曾中晚清秀才,受戊戌维新运动影响,痛恨时弊,主张新学。辛亥革命后,曾一度任职于湖南省教育司,致力“教育救国”。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缪伯英从小喜欢读书,1919年7月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五四运动后的北京,青年学生思想活跃,各种团体活动频繁,追求新思想,探讨新主义,呈现一片“中西学术争议,古今百家争鸣”的新气象。

  1919年秋,不满20岁的缪伯英从湖南来到北京,很快被这些救国思潮所吸引,一边认真学习学校的理论知识,一边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在一次北京大学举办的湖南学生同乡会上,缪伯英认识了北大同乡何孟雄。在何孟雄的介绍下,她经常到北大读书、看报、听演讲,和同学们一起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

  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大家自愿结合,半工半读,过集体生活。缪伯英便暂停了女高师的课程,也加入了进来。

  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因为第三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十几名女生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追求,脱离家庭和学校,半工半读,自食其力。她们租下了东安门北河沿17号的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尽管她们工作热情、不怕吃苦,但依然入不敷出。1920年9月,女子工读互助团坚持不下去,最终解散了。

  “工读互助”救国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缪伯英从失败中觉醒了过来。她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实际可循”的途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

  拜师李大钊

  参加工读互助团期间,缪伯英就经常到北京大学参加社会活动。一次,李大钊谈到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青年学习、生活方向问题时,激动地呼吁青年:“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努力啊,猛进啊,我亲爱的青年。”热情激昂的话语激起了那颗炽热的心,下课后,她找到李大钊,激动地说:“您讲得真好,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看到她那诚挚炽热的眼神,便答应了。

  她认真研读《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仔细聆听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

  她很快认识到,社会积弊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缪伯英摆脱了“工读互助”思想的影响,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缪伯英成为北京第一位女团员。同月,为充实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5人入党。时年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从此,她坚定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10月9日,缪伯英与志同道合的何孟雄结婚,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英”“雄”夫妻。

  生命献给党

  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中共中央迁往上海。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兼军委工作。

  “十里洋场”的上海,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斗争环境异常险恶。凭着对党的忠诚,缪伯英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居无定所,食无定时,还不断改名换姓,每天披着星辰出门,踏着月色回家。为防意外,她多次嘱咐帮她看孩子的族兄说:“如果我们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们就马上搬家,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长期不稳定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使缪伯英身体越来越虚弱。1929年10月,积劳成疾的缪伯英被送进了上海仁济医院,病危之际,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持斗争,直至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个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10月下旬,缪伯英溘然长逝,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党,也告别了她未竟的党的事业。

  不幸的是,1931年2月7日,何孟雄被国民党杀害。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他们留下的一双儿女失散,后经党组织多方寻找,至今下落不明。

  为了党的.事业,缪伯英献出了自己30岁的年轻生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但她却以短暂的生命丰富了一名女共产党员为民族解放、妇女解放而不屈不挠的历史,将被后人永远铭记。

  《青春缪伯英》读书笔记【篇二】

  缪伯英 1899年10月生于长沙县清泰乡。20岁那年,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不久,她又中断了在女高师的学习,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在北大,缪伯英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深受教育和启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李大钊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这时候起,缪伯英便从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1921年秋与何孟雄结婚,新家成为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站。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时,缪伯英已是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她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罢工斗争。在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血腥镇压后,她奔赴丰台,负责成立救援机构,救护受伤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还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摆脱暗探的跟踪,把党组织的温暖带给因罢工而被捕的同志,鼓励他们与敌人斗争到底。回到北京后,她又参与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筹备遇难烈士追悼会,向社会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1924年因身份暴露,缪伯英回到长沙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中共湘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为了便于开展妇运工作,她应湖南省立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出任女师附小的主事。在严重白色恐怖中,缪伯英带着多病的身躯,夜以继日地工作,加之长期过着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终因积劳成疾,1929年10月溘然长逝,年仅30岁。

  缪伯英故居位于长沙县开慧乡飘峰村缪家洞枫树湾。始建于1830年,2005年8月修复后向游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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