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游览故宫，在千百年前的文物建筑前驻足叹息时，也许从未想到，有这样一个职业群体——他们每天就在故宫博物院的黛瓦红墙里工作，与古典文物朝夕相处，甚至在这些文物身上“下刀子”。他们，就是故宫的文物修复工作者。
前段时间，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在豆瓣里拿下了9.4分的评价。这部只有三集的纪录片第一次完整呈现了世界顶级的中国文物修复过程和技术，展现文物的原始状态和收藏状态。片子的开头便是一阵嘈杂的声音——剪刀划开纸面的声音、小锤子敲打木件的身音、调试钟表的声音。敲在瓷器和青铜器上的如雨落清池，声音清脆而悠远；矬子擦过木头的纹理发出“沙沙”的声音，混沌而绵长。在这短短三个小时的观影体验中，我禁不住湿了眼眶。
在大机器工业时代，虽然生产技艺不断提高，但是修复工作仍需要一代一代的师徒传承下来。故宫博物院的修复部门包括青铜、木器、漆器、书画、镶嵌、织锈、钟表等多个部门。他们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扎实的手工修复技艺，让一件件几近腐朽的文物尽可能地恢复原貌。因为文物修复过程通常是不可逆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要胆大心细，选择最恰当的方式进行修复，避免对文物造成“二次损坏”。同时，又要尊重原创，还原文物最原始的面貌。文物修复一旦与历史原貌脱节，便失去了它应有的历史价值。
其中，有一个片段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钟表师傅王津和他的徒弟去厦门参加钟表博览会，其主要目的是了解钟表修复的新型材料和工具。当钟表收藏家黄嘉竹先生向众人炫耀他手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怀表时，王津只是微微一笑，不置可否。这大概就是民间收藏家与故宫钟表修复工作者的不同境界。收藏家参加博览会，主要目的是为了物色喜欢的藏品，将它收入囊中；而钟表修复师一生与价值连城的钟表文物为伍，却无法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藏品。他们在修复钟表时，未必是出于个人的喜好，更多的是对文物保护的谨慎与尊重。王津和亓昊楠花费了八个月的时间修复了“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最后进行展出时，却只能让它安静地置于橱窗后面。这些原本上满弦之后可以活动起来的巧夺天工的钟表，如今只能待在橱窗后，供来往的游客按下快门。来来往往的游客，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驻足已久的男人，他出神地看着那件钟表，却只能淡淡地说一句：“有些心疼。”这些文物不曾属于他，也不将属于他。钟表匠人将一生的时间都花在了提醒时间流逝的钟表上，他们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留下的只有不朽的钟表技艺。
在纪录片中，每个修复师在面对自己的工作时所流露出来的专注让他们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职业人，会骑车到很远的地方抽一支烟，会在休息时弹弹吉他，会在银杏成熟的季节分享自然的馈赠，会在一天的工作开始之前为故宫里的野猫投下一把猫粮，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故宫的大门前驻足，像其他游客一样按下快门。他们是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人，却干着不平凡的工作。当我们透过屏幕重新瞻仰这些古文物的面貌时，并不知道这样一张古画、一件陶器、一个钟表的背后经历了多少天灾和人祸。但是一代又一代的文物修复师，却总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让我们一睹千年文物的原貌。
这一部纪录片只有短短三集，却让我回味无穷。除了为视频中精美的古文物和精湛的修复技艺所折服外，更多的是对中国文物的思考。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伴随着各个朝代的各式器皿、书画诞生，留给后人的似乎只是冷冰冰的器件。近年来，不乏听到中国古文物在外国的`拍卖会上卖出高价的消息。当这样的消息传入我们的耳中，悲愤者有之、怒骂者有之、摩拳擦掌者有之、捶胸顿足者有之。这些流失海外的古文物，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华夏精神的载体，我们又如何能够承受这丧权辱国之痛？当拍卖槌高高落下，我们的心仿佛也受到了震颤。然而，当我们把过多的关注放在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上时，我们国内的文物却在仓库里腐朽。文物修复师终其一生也只能接触有限的文物，能够修复顶级文物作品的机会更是难得。文物修复工作不仅需要后继有人，更需要后继有能人、有潜心者、有技艺开拓者。
一生只为一事来，是工匠的职业操守。而最令人动容的，往往是细节。历史，从遥远的大河文明中走来，从戈壁狼烟的塞北大漠中走来，从杏花春雨的江南水乡中走来，被凝固在一件件文物上。今天的人们，试图通过修复技艺来还原文物面目，还原历史真相。千百年后，我们的古文物又将在哪里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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