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孩子交给世界，也许孩子会更强大。
拟定一生蓝图 没有好先生就没有启蒙。大学是对一个人深加工的地方，而之前的底子和模样已经由基础教育打下：不论是小皇帝还是小公主，都得离开罩着他们的“父皇”“母后”进入学校，接受集体生活与正规授课的洗礼，学习各学科基础知识，学会待人接物，开始规律作息。这是他们社会化的起始，人格成长的初级阶段，像一枚干细胞开始迅速分化。此时从老师处学到的东西，完全融进生命、化入血液。大学之后所学，则只能作为附加知识——骨架已经搭起，骨缝已然闭合，不论是长肌肉还是长脂肪，总之是没法再长高了。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师，一天，他问正在雕刻石狮子的父亲，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雕刻师。父亲说：“看！拿这头石狮子来说吧，我并不是在雕刻这头狮子，我只是在唤醒它。”父亲进一步解释说：“狮子本来就沉睡在石块中，我只是将它从石头的监牢里解救出来而已。”
教育家朱永新先生毫不客气地给教师行业提高“准入门槛”：“教师是一个冒险甚至是危险的职业，伟人与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
如果说待启蒙者是一张纤尘不染的白纸，那启蒙先生无疑参与拟定了待启蒙者一生的心中蓝图。1909年12月8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操场进行演讲之时，讲至国耻民辱不胜激愤，热泪如倾，当场挥刀将自己的左手小指砍下，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交给请愿团。时为其学生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起徐特立的壮怀激烈，认为“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0岁入学，他的启蒙先生钱伯圭年轻时曾游学于上海，是深藏不露的革命党人。一天，钱伯圭拉住钱穆问：“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是这样吗？”钱穆称是。老师告诉他：“这样的书不要再读了。一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因为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才会这样。像现在欧洲的英、法等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该学他们。”
一番教导，让钱穆顿觉“巨雷轰顶，全心震撼”。多年之后他回忆道，自己毕生所从事的治学研究，其最初动力都来自于老师的这一番启发。他自己入大学执教之前曾做过10年小学教师，8年中学教师。钱穆晚年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