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距离观察理性写作的名人故事

2019-04-08名人故事

  一个年仅26岁的青年,突然写出一部“自传”来,已经很不寻常,如果这个青年,原本是一个日本人,自传却用中文写就,就更让人惊异。近几年在中国高校中人气飙升的加藤嘉一,新近出版的《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就正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有意味的是,加藤的这部“自传”,除了写艰辛的童年、窘迫的家庭,以及他如何来到中国旅居等等这些个人经历,更多的笔墨还是他用中文写作的观察和评论文章。

  这个被媒体称作“日本韩寒”的日本80后,正在以他的特立独行,吸引着国人的关注,而他观察中国的角度和深度也引人思考。

  解读80后

  社会对80后这个词汇,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记者:我注意到,你接受采访时说过,其实日本并没有80后一说。但你似乎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概念。你怎么看中国80后的说法?

  加藤嘉一:80后、90后或者海归派,中国社会现在有意分类的做法,其实也有它的理由。因为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很多新鲜事物不断涌现,大家都愿意很轻易地给出一个框架,贴上一个标签。虽然都只是在玩一个概念,但它确实能给那些年轻人带来一种归属感。我一直认为,中国现在讨论80后,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从生存状态来说,80后是幸福的一代,他们有很多选择。

  记者:是这样吗?事实上,80后作为一个群体被质疑的声音也不少。

  加藤嘉一:社会或者媒体的质疑———无非就是说80后没有思考能力、没有责任感———其实这是把他们的希望和遗憾,全部都压到80后身上。全世界的80后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困惑中,不断地做出判断和选择。对于中国的80后来说,所谓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或者说责任感,都被抬高了。其实80后也很清楚,自己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和责任。在这种矛盾之下,才会产生争议。这是我最基本的解读。

  记者:按中国的说法,你其实也是一个80后。很多人也在拿你跟我国80后的代表人物之一韩寒作比较,说你是“日本韩寒”。

  加藤嘉一: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日本的韩寒。但是,我相信媒体那样比较,是有道理的。毕竟我和韩寒的性格、人的状态,包括阅历,都比较相似。但是我们生长的环境不同。你可以在我的书里看到,我是那种看到日本社会不合理的现象,不公平的现象,就忍不住要发言的。可能这点上,我比韩寒更犀利。

  记者:我个人觉得你比较理智,比较冷静,韩寒可能是更率性而为一些。

  加藤嘉一:你的说法让我很高兴,韩寒是自由自在的,他的风格就是这样,他可以什么也不在乎,这是他的性格和背后的生长环境决定的。我不一样,我是在没有归属感甚至是无家可归的状态下成长的。而且我又是到异国他乡,必须适应习惯这里的环境。还有我的性格,比较温和比较理性,我相信我的文章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理性的。所以可能我写的东西更加的稳重。

  韩寒的做法很娱乐,状态很娱乐,我的状态不是。他是从娱乐的角度去利用媒体,我是从学术的角度去利用媒体。但是我相信我和他的很多观点,有相近的地方。

  自说“观察者”

  这些年的成功,给予我最大的收获是自信

  记者: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你怎么评价自己所做的事情?多年的观察之后,回头再看日本,你是否有一些新的认识与发现?

  加藤嘉一: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说起来无非是八个字:观察中国,反观日本。你也知道,现在日本的经济和日本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中国的。在中国,有超过两万个日本企业。也就是说,我们日本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发展的怎么样。所以我相信,我的这段经历,肯定是非常有用的。

  记者:在观察了多年之后,对于中国的整体印象有什么变化?

  加藤嘉一:说内心话,七年前的时候,我没有说必须要观察中国,也没有想到要扮演一个观察者或者表达者的角色。何况,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自己是要写作的。但是环境改变了我,或者说造就了我这个人。

  作为观察者,我自身肯定是有所变化的,所以,没有很直接地与刚到中国时比较过。中国毕竟很大,那些文化味道比较浓厚的城市,它们根本上的东西是不变的。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地与它保持距离。

  记者:这种不远不近的态度,我觉得很值得肯定,因为有距离,才能看的更清。

  加藤嘉一:我还好,因为从小独立自主的意识就比较强。别人的意见和劝告,我会非常认真地去听,但最后还是由自己决定。我相信,只是拍马屁的文章,读者肯定不爱看。一味地把问题放大的批评,人们也不会爱看。还是要平衡,还是要距离。

  记者:你之前说过,来中国时没有想到会写作,但是这几年来,无论是写时政评论还是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实际上你还是在用你的语言和文字,介入到社会公众事务中来,这种变化对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加藤嘉一:说内心话,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回避。我始终认为,如果没有我个人的努力和对社会的敏感,那我现在的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更重要的一点,如果没有时代、环境的改变,我也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年的成功,给予我最大的收获是自信。我觉得白岩松说的特别对,我所做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复,对于我这些年做一个评价和总结,我觉得时间还不到。

  评价“自传”

  评论我的过去,把自己当做一个外人

  记者: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年轻人出自传多少是有些不合时宜的。但你的这本《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一直被当做是你的自传。

  加藤嘉一:其实我不太同意它是所谓的自传。我觉得自传,可能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相对比较成功,另一个是在一个人的晚年,所有的事业都完成之后,开始着手做的一个东西。从这两个意义上说,我都不太符合。从某一个时间段来看,我是成功的,但是我现在才26岁,假设我能活65年,那现在还早。

  我一直把人生大概规划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成长期,一个是充电期,最后是集大成期。因为我准备去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人生第一阶段的自传。这个说法我是同意的。

  记者:你在这本书里也提到,其实是因为父亲的原因,才有了这本书。那么你写作的初衷与立意是什么?

  加藤嘉一:我只是评论我的过去,把自己当做一个外人,拉开距离去写。如果能通过我的回忆,让中国的同龄人认识到一些东西,也很好。

  记者:应该说,在中国,你的这种观察者的身份,已经十分成功。为什么又会决定到美国去?

  加藤嘉一:是,在中国,可以说我很成功了。但对我来讲,如果我只有中国的经历,回去之后肯定不太被接受。所以,我希望在美国呆至少两三年,平衡一下我对外的观点和看法。

  不管怎么说,中国和美国,对于日本是两个最重要的国家,我现在想看看,美国人对待世界的态度。

  记者:这种离开,就像你在书里也提到了,你是一个规则的破坏者包括你到北京来,也包括,你人还在北大,又批评北大。

  加藤嘉一:对。但是我觉得(那些问题)是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的。

  记者:问题是,这现象并不是北大才有。

  加藤嘉一:因为我在北大,只了解北大。北大那边其实没有人批评我,他们都说写的非常好。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这么认为。在没有人否定的情况下,总得有一个突破口总得有人去说。

  记者:我觉得,抛开北大的问题不谈,对中国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提出善意的批评,对中国人而言还是很新鲜的,当然可能也有点不信任,那么这种观察还是不完整的。

  加藤嘉一: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我把情绪把握的比较好。首先我是用中文写作的;第二,我尊重中国的国情;第三,我也尊重中国读者的口味。但另一方面,我的身份决定,我是一个外人,这一点我也很清楚。我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个空间。作为外来的第三者,很多话题我是很乐意去说的,而且我相信,我说了也不会受到什么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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