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叹着气：“他不喜欢这门亲啊，只在家里过了三天就再也没回来过。那个小婶子，细细的小眼晴，笑起来眯成一条缝，能骑马，会打拳，心情郁闷的时候骑着黄骠马，一溜烟地往野湖里练拳去了。”
“后来呢？”
奶奶看看我，“后来啊，你现在的太奶奶知道了，还生了好一场子气呢，说她堂堂的大家闺秀给他做了小。家里的小婶子等了你太姥爷一辈子，你太姥爷也觉的亏欠她，喏，头一个孩子就是托付给她带大的。唉，那个时代啊，没法子。”
“那，太姥爷呢？”
奶奶望着墙上挂着的几幅老照片，轻轻感叹：“你太姥爷呵，他可是有本事的人呢。打日本鬼子时他就是部队里的团长，后来队伍打散了，他也受了伤，在芦苇荡里捡了一条命。”
“再后来呢？”
奶奶笑了，“再后来，我也不知道啦。就听说文化革命的时候他倒了霉，回老家了。”
那一帧帧恍如光影般陆离的历史就在奶奶绵长的述说中叠印成册，渲染着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而在我印象里的太姥爷，太奶奶，他们的衣着永远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银白的头发纹丝不乱，身上没有老人们特有的年近暮年的味道，看到我们时总是十分的欣喜，却又带着那份骨子里的礼貌和疏离——毕竟，我与他们的时代相隔太远。
少年时我经常跟着父亲或是奶奶去太姥爷家里做客，那时他们的身体都很硬朗，太奶奶会在矮小闷热的厨房里忙活饭，只记得她挥动着锅铲，时不时地弯下腰来在灶口加一把柴火，开心地问我“娟娟，热吧？”她不是本地人，因此从不像父亲或奶奶那样叫我“小娟子——”把那个“子”的音拉的绵长，而是固执的用叠音，听起来十分柔和又似乎带着掩不住的宠溺，那时的我顶喜欢听她这样说话，我笑着摇摇头，她念叨：“这夏天做饭是热，哎呀，我们享过福也吃过苦，享福时也住过好房子喏，楼上楼下，带木地板的。吃苦时你太姥爷他扫过厕所，拾过粪，都没啥，现在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