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既挖成，杨家雇佣巡渠员五十人，昼夜巡查。一年放水七次，称为开河水、桃花水、热水、伏水、秋水、冻水、冬水。为防水患，还在各支渠口修筑了草闸，一时流行于河套地区。杨家河两岸，田畴绿野，村落点点，荒原顿时变为膏腴之区。杨家子弟每人拥地千亩，骡马成群，鸡猪无算。各有皆有店铺，且拥有大船数十只，往来于包头与河曲之间。
杨家事业垮在傅作义先生手上。傅将军一声令下，杨家河及方圆土地尽归了他所管辖的绥西水利。接管人一上马，即将草闸毁弃，为的是多放水多浇地多收银两。不想渠水肆意冲掏，良田变成一片汪洋。傅将军或许内心有愧，遂将杨家河所在地改为米仓县，也算他的一点老乡情谊。
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思想倾向，即留恋故土不愿迁徙，但贫穷却迫使人们不得不踏上漫漫西口路。“走西口”虽然是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但它却打破常规，在山西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显示出难得的开放思想，这是一种思想的大解放。实践证明，很多走西口人开阔了眼界，走出了谋生的新路子，有的甚至在口外定居下来，家道兴旺事业辉煌。
俗话说“穷则思变”、“变则通达”，因此固然是“贫穷通走西口路”，但客观上也是晋西北人不甘贫穷的进取精神的一种体现。先辈们谱写的“走西口”这段悲壮厚重的历史，不仅仅是他们不甘贫穷的流浪史、迁徙史，更是坚韧不拔的苦难史、创业史，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完整动人的西口史诗。
据考证，往日走西口的人们到了口外后，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他们为了谋生，即使干最脏最重最苦最累的活也在所不惜。有的到后套拉骆驼为雇主运送货物，有的给当地牧民喂马养牛放羊，有的进入手工作坊当学徒，有的在店铺做伙计，有的做雇农包种土地，有的给有钱人家揽长打短等等，经年累月，大抵如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凭着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他们学到了许多生产劳动技能，锻炼了自己，有许多人都干出了一番自己的事业。
列宁说：“苦难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正是我们现在的人不曾经历、难以想象的种种苦难，才造就了走西口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给后人留下了这部生动、逼真、感人肺腑的西口史诗。
四、
与时俱进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昔日“走西口”的人们在主观上是不会也不可能有这种进步观念的，但是在客观上，“走西口”却无意中迎合了“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现出了一种非凡的开拓精神。
任何时代都要求社会与时代同步发展。明清时期，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不断增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亦有了一定的发展，忻州乃至整个晋西北也由过去的封闭逐渐转向了开放。以河曲为例，“走西口”使得河曲人跟外界交往较多，思想比较开阔，口里口外的经贸往来通过“走西口”而日益频繁。河曲城关曾是号称“小北京”的水旱码头，是晋、陕、内蒙古三省区的商品集散地，相当繁华。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二人台的发展、创新就是汉、蒙民族在“走西口”中民间艺术相互交融的结果。到过内蒙古的人会发现，内蒙古汉族人的方言和山西北部的方言很相似，这显然和“走西口”有着密切的关系。
“走西口”还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这一点是最为难能可贵的。总起来说，演绎三百余年的走西口历史，是晋西北和内蒙古中、西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所体现出的“西口精神”：不甘贫穷的进取精神、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五、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近年来，每每提起走西口，人们无不赞赏晋商。这倒也无可非议。大大小小的晋商绝大部分都是经过艰苦惨烈的拼搏，往往还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拼搏，才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复盛公等大大小小字号所开展的商贸活动，在包头等城市的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人们似乎忘了，尾随于晋商之后的大批的戏曲艺人的西口之行，同样为包头、归绥和整个内蒙古中西部的繁荣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之功。
提到走西口和内蒙古本部的繁荣、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舞台上的“太春”，即那些或奔走于广场旅店、码头赌局，或放歌于茶肆乐楼、厅堂府邸，给人们提供了欢乐和愉悦以至精神动力的艺人。纵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城市的发展历程，经济的繁荣无疑是先决条件，而文化的繁荣才是真正的标志，是照耀城市民展的光芒。很难想象，一座城市只有鳞次栉比的店铺和车水马龙的商贾，而没有娱乐场所和娱乐活动,没有歌吟，没有鼓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将是一种什么情景；
于是说，很难想象这样的城市还能否称之为城市，还能持久地繁荣，不断地发展吗？虽然，演艺并非文化的全部，但从走西口和内蒙古西部的繁荣、发展和实际看，艺人的出现和演艺活动的开展，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包头等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走西口的艺人们大体说来又可为两股，一股就是人所共知的二人台艺人，另一股则是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戏曲队伍。因为二人台基本属于“民间歌舞表演”或曰“民歌体秧歌剧”既无成套的表演程式，亦无固定的演出场所，演职员一般在十来八人左右，虽然也可以在城市演出，但更多的时候是活动于乡下和小集镇；而戏曲则有着较为完整的表演体系、较为齐全的行当配置、较为庞大的演员阵容、较为成熟的演出剧目，而且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演出场地，因而更适合在城市演出，与城市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在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大。
论及戏曲与城市的关系，不能不提到戏曲与商贸的关系。有一句发谚，说“商路即戏路”。当我着手于北路梆子研究，探寻到晋剧早期的班社时，惊异地发现，从嘉庆至清末，在晋中一带出现的晋剧班社，大都由当地的财东承办。比如：云生班，也称荣生班，由经商致富的祁县财主岳彩承办；三合店，由榆次王湖村的三家煤窑主合办；舞霓园，由徐沟县粮商李玉和承办；三庆班，为祁县财主苏兴所承办；四喜班由榆次聂店财主王钺创办；聚梨园，由祁县财主渠源淦承办；此外的保和班、太平班、小梨园、乾梨园等等班社，都无一例外地由各类商人财东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