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心情散文

2019-06-01[第四单元]写一篇散文

  曾经的家,弄堂里的家,连同弄堂一起早已被拆除,片瓦不留。新的建筑已造好,有高楼也有道路。无情的岁月撕裂了过去,旧的去了,新的来了。

  我行走在我儿时生活的区域,在家的附近,寻找我儿时遗留下的碎片,遗留在记忆里中的碎片。

  家的隔壁是“大饼摊”,“大饼摊”好像仍然在散发着大饼、油条那馋人的香味。“大饼摊”的隔壁是“烟杂店”,“烟杂店”总是难忘的,“烟杂店”是小人的零食罐,一分钱两根的“盐津条”,可以吃上两天;一分钱两粒的“奶油咸味糖”,也可以吃两天。“烟杂店”是家庭主妇的“针线包”,一根缝衣针,一段缝衣线,随到随买。“烟杂店”也是抽烟人的烟盒,各种牌子的香烟,全部可以拆零卖,一根至数根按需供应,“水烟丝”、“旱烟丝”论包卖。“烟杂店”里的货物,大到钢精锅子、热水瓶;小到牙刷、牙膏、洗衣皂、“自来火”。居民日常用品基本上一应俱全。

  “烟杂店”的隔壁是“老酒店”,“老酒店”是我儿时记忆最深的一家小店。一开间门面的老酒店,由一个卖酒的柜台和两张吃酒的台子组成,“老酒店”里除了供应老酒外,还供应简单的下酒菜,老酒和下酒菜可以堂吃,也可以外卖。老酒有另拷的,也有瓶装的。另拷老酒按客人需要的量,店主从酒坛里拷出需要的量。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粮食和食品等还是十分的匮乏。在一个冬日里的下午,至于是那一年,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是过年前,幼儿园里放寒假,我在弄堂里玩,只听有人叫“园园”(我的小名),我回头一看是我的祖父。祖父手撑一根竹竿,手挎一只棉布包袱,来到我家。我安顿好祖父后,大概是年龄太小的原因,几乎没有与祖父聊上几句,又回到弄堂里玩去了,一直玩到母亲下班回家。

  母亲见阿爹来了,叫我到隔壁老酒店,另拷二两土烧酒,买些下酒的小菜,祖父喜欢喝酒。

  我拿了玻璃杯和母亲给的钱,到隔壁“老酒店”拷了土烧酒。至于下酒的小菜,只剩下了两只咸鸭蛋,别无选择,我把两只咸鸭蛋全包了。拿回家后,当母亲用刀切开咸鸭蛋时,我惊呆了,咸鸭蛋的蛋黄呈黑色,我以为是坏了的。祖父却说黑色的咸鸭蛋黄,好吃,比金黄色要好吃。我没有吃过黑色咸蛋黄,因此至今不知道,黑色的咸鸭蛋黄到底好吃,还是不好吃。只是知道,至少现在,黑色的咸鸭蛋黄是少有的,也许当时,则是常见的。

  祖父是第二天早上回家的,手撑竹竿回家,回家后没有多久,他便故去了。

  祖父的一生,可以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祖父生于清朝末年,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祖父家的周围,是“一·二八”抗战的战场,是“八·一三”抗战的战场,是解放战争中,上海战役的战场。祖父家的房屋毁于战火,又在战火的间隙中重建。好不容易熬到太平盛世,偏偏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

  我徘徊在儿时经常行走的马路上。马路两边的弄堂,已被高高的公寓楼所替代。近代上海产生的弄堂文化,正在被撕碎,而在这里则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当代的楼宇文化。对于楼宇文化,我知之甚少,也不甚了解。其实,我根本无法去了解。

  可是,当我来到儿时的居住地区,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我熟悉熏陶过我的弄堂文化。

  我仿佛看到了,马路对面的酱油店,紧挨酱油店的是米店,酱油店和米店是我们经常要光顾的。籼米一角四分钱一斤;粳米一角六分钱一斤,盐和酱油也不过是一角几分钱一斤。粮油都是凭票证供应,自带盛器,按照票证上规定的份量,定量购买。盐和酱油好像是敞开供应的,其实,盐或酱油这些东西,不管人的食量大小如何,吃得总是少量的,多吃是要吃出毛病的。

  我仿佛闻到了,马路对面“跃进食堂”阳春面的清香;生煎馒头的油香。八分钱二两一碗的阳春面,一角钱一两四只的生煎馒头,一角钱一两一碗的小馄饨,吃起来总是那样的津津有味。“跃进食堂”的隔壁是剃头店,剃头店里剃头,虽然讲究,但价格贵,我儿时从不到剃头店剃头,而是在剃头摊上剃头。剃头摊上剃头,价格便宜,大人一角五分钱;小人一角钱。

  其实,我不大情愿回顾那些,苦涩和无奈的往事。可是,映在脑子里的东西,偏偏很难除去,尤其是儿时的记忆。然而,我还是回顾了。我想,人类不能因为现在穿了衣裳,而忘了本来曾经光身的模样。

  我在幸福和苦涩中成熟,在那个年代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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