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逐渐淡化与消亡，是近年来文化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几乎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都会有人出来念叨一番。有人甚至将这归因于“洋节”的流行，认为其实质是强势文化侵入导致的本土文化衰退。我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特别是城市居民，过去的节日特定食品如今随时可以享用，周末的休闲娱乐可以比过去的节日还丰富，传统节日自然就淡化了；另一方面，传统节日是在过去的生活节奏中产生的，或者可以说与旧时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相依存，在今天这个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时代，生活节奏空前加速，可能是人们不得不疏离传统节日的更重要原因。换个角度说，“洋节”是伴随当代生活节奏一起进入中国的，所以最先接受“洋节”的，恰恰正是最能适应当代生活节奏的青少年。
与人们对春节与中秋的不能忘情相比，端午与重阳这两个传统节日就更是渐行渐远。彭国梁先生要我写一写江南的端午节，我却不得不将题目定为“儿时的端午节”──因为所能忆及端午节的印象，竟大多已是儿时的事了。
粽子似乎是端午节的标志。其实南京习俗，吃粽子并不限于端午节，但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只是南京的粽子好像从来就没有出过大名，说到粽子之类的江南小吃，人们只会想起苏州和杭州。
南京包粽子用的是芦叶。时近端午，菜场里，街边上，都会有这种被叫成“粽叶”的芦叶卖，在上世纪50年代不过一二角钱一把，足够小家庭包粽子用。可当时的南京市民还是喜欢到外秦淮河边、夹江边的芦苇丛中去采粽叶，说起来是一种乐趣，讲穿了还是想省一点儿钱。我在十来岁时，就曾跟着邻家的大孩子钻过芦荡，转来转去，见到的芦叶都不足一尺长，只及街边卖的粽叶一半。好歹总算扯了一些回家，手上划了不知几道口子。用过一次的粽叶，一般人家都舍不得扔掉，洗净晾干，板板正正地扎好了挂起来，留着来年掺在新叶里用，其实一点清香味都没有了。无论新叶旧叶，用前都要用水泡。端午前几日，家家门前都放了一只大木澡盆，浸泡着一盆的粽叶，也总是用新叶遮住旧叶，让人觉得端午的颜色，就是那种青艳欲滴的翠。蒸煮过一次的粽叶发黄，再煮一次就发黑了。所以吃完粽子，妈妈只将发黑的粽叶挑出扔掉。扎粽子的线，常用的是粗白棉线，就是平时缝被子用的那种，也是可以反复用的。只有少数人家，用的是纳鞋底的多股线。
包粽子本该用糯米，因其黏性好，可以黏住恶龙的牙齿，免得它去伤害屈原。然而一般人家只能以粳米掺少许糯米，甚或以籼米为主，掺上粳米和少许糯米，因为在计划供应的粮食中，粳米和糯米都是限量供应的，糯米尤少，大约一个节期一人只有一斤，且价格也要高几分钱。贫寒人家，不得不做这种算计。包粽子的米也需要泡一段时间，使其吸收一定水份，容易煮熟，但也不能泡得过久，否则会酥成米粉，那就只能做元宵了。
家里常包的是白米粽，偶或也能包点夹心粽。一种是素心，在米里掺上红豆，或红豆沙，或去了核的枣肉；肉粽，是将过年时省下的腊肉，切成肉丁，每只粽子里包入二三丁，吃时揭开粽叶，只觉肉香扑鼻。记得“文革”初大串联，火车经过金华，五分钱一只买了两只火腿粽，里面竟有一寸见方的火腿块，吃得我目瞪口呆，不敢自信。
不同内容的粽子还得放在一锅里煮，就要变换粽子的形式或在扎线上作出记号，以利辨识。常见的有四角粽与小脚粽，后者较难包得规整。包粽子是女人的事，家中的母女婆媳，围坐在木盆边包粽子，也是一种手艺的考试与较量。有时邻家的女人也凑过来看，品头评足自恃手艺好的人，还会大方出手，动作麻利优美地包出个挺括的粽子来，得意洋洋地享受一串赞美。近年超市里卖的粽子多是四角，甚或如日本式，简单地折成一个长方体，全无艺术可言。煮粽子也要算技术活，往往是头一天晚上煮开了，就焐在煤炉上，夜里要起来看几次，不能耗干了水，更不能煮得夹生。那一夜里，真是满室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