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巨变的原因含有相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简言之是时代使然，但也有显而易见的谬误性：言文合一固然使交流“工具”简易化，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只要广大民众仍处在被压迫受奴役状况，没有基本受教育权，“开通民智”“普及教育”之类都近乎空想。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其《平民教育概论》里有记述：据（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教育改进社统计，当时4亿人中有3亿2千万不识字。即80%不识字；到解放前夕，文盲占比仍在80%以上，可见30年无变化，“开通”、“普及”成了空喊的口号 。
但这一时期批判旧文化激进为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却长期未引起注意，即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化派”走到了一概否定旧有文化的危险道路。他们把中国的问题首先归咎为语言文字问题，提出许多国人难以接受的激进主张。钱玄同断定：“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汉字不可 ”、鲁迅预言“汉字终当废去”，要“为我们而牺牲汉字”（《花边文学》）；他们判文言是“愚天下之具”、“僵死的语言”；胡适论断中国二千年的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痛诋中国文学“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腐艰涩”，一心要推翻（《文学革命论》）；鲁迅公然主张“不读中国书”。中国文化域内的传统戏剧及中医中药等也受到这一派火力十足的攻击，叫嚣中国戏馆要“全部封闭”、“全数尽扫”、“尽情推翻”（钱玄同）。散布“中医是妄说”“不足信”，“要取消”，鲁迅就根本反对中医。 更令后人震愕的是他们以反对孔孟儒学为突破口，反对一切传统文化，陈独秀蔑称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鲁迅称古书里只有两个字“吃人”，要人们“舍掉古文而生存”，钱玄同要将所有中国载籍“付之一炬”，此类过激言论发泄的是与传统文化不共戴天的仇恨情绪。二十年代“学衡”派学者、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梅光迪曾说：“灭其国者，多灭其文化”，所谓新文化运动成了可怕的文化自虐运动。与五四救国的性质相反，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文化亡国的过程，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