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第二天傍晚过贝加尔湖;这是一个大大有名的湖，我所渴想一看的。记得郭沫若君的诗里说过苏武在贝加尔湖牧羊，真是美丽而悲凉的想象。在黯淡的暮色中过这个寂寞的湖，我不禁也怀古起来了。 ——朱自清
26.从此我不再仰脸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不一不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朱自清
27.有湖，有悬桥;湖里鹈鹕最多，倚在桥栏上看它们水里玩儿，可以消遣日子。周围是白金汉宫，西寺，国会，各部官署，都是最忙碌的所在;倚在桥栏上的人却能偷闲鉴赏那西寺和国会的戈昔式尖顶的轮廓，也算福气了。 ——朱自清
28.踮着脚，伸着颈，只知道“等待”的人!他们事 事都等待“明天”去做，“今天”却专作为等待 之用;自然的，到了明天，又须等待明天的 明天了。 ——朱自清
29.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彩灯;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 ——朱自清
30.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我起初还知道他的踪迹;这半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样地过着这狂风似的日子呢?我所沉吟的正在此。我说过大海，他正是大海上的一个小浪;我说过森林，他正是森林里的一只小鸟。恕我，恕我，我向那里去找你? ——朱自清
31.平常想到西伯利亚，眼前便仿佛一片莽莽的平原，黯淡的斜阳照着，或者凛冽的北风吹着，或者连天的冰雪盖着。相信这个印象一半从《敕勒歌》来，一半从翻译的小说来;我们火车中所见，却并不如此惊心动魄的——大概是夏天的缘故罢。荒凉诚然不错，但沿路没有童山，千里的青绿，倒将西伯利亚化作平常的郊野了。只到处点缀着木屋，是向所未见。我们在西伯利亚七日，有五天都下雨;在那牛毛细雨中，这些微微发亮的木屋是有一种特别的调子的。 ——朱自清
32.我寻了二十三年 只有影子 只有影子啊 近近近，眼前 远远远，天边 唇也焦了 足也烧了 心也摇摇了 我留泪如喷泉 伸手如乞丐 我要我所寻的 却寻着我不要的 因为谁才能从撒旦手中 夺回那已逝的花呢。 ——朱自清 《自从》
33.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朱自清 《匆匆》
【人物评价】
北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北大的教授们没法生活下去。国民党就向人们发美军的救济粮。可是，以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教授们 宁可饿死也不去领救济粮。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回忆：“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5页)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到亲切、悲愤。事隔十几年了，现在读到这几句话，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
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1948年7月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涨，但法币贬值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此时也和广大人民一样难以生活下去。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他们更是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于是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声明是这样的：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
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
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
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干脆：“不!我还要活!”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要他养活。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 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对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却积极摩擦，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少发牢骚。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撰《闻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